首先，人的才性和能力，多半有所偏重，很难兼擅。

物各有性，性格有极。优秀的人才，多半具备一定的个性，每种个性自有其魅力，亦各有其局限。

文学创作，抒发心志，为苏轼所长。处理官场的复杂关系，兼顾各方，保全自我，甚至不断“进步”，可能是苏轼所不擅长的。

文人多半天真理想，率性而为，快意人生，不太愿为官爵利禄而屈心抑志，不断抹平个性，希和上级，以求进取。苏轼是文人的典范，文人的优点，他几乎全有，文人的这点不足，他也不能免俗了。

新旧党争之中，苏东坡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因其才华横溢誉满天下，新党旧党都想拉拢他，结果拉拢不成都打压他。这一点同为党争牺牲品的李商隐就相形见绌，在李商隐落魄的时候，如果令狐家族真得给一根稻草，李商隐能像苏东坡那样拒绝吗？

苏东坡因为反对新法，被旧党认为是自己的人，因此在王安石失势以后，苏东坡马上就被重用，没想到苏轼又不同意旧党的很多政治主张，所以又离开了政治中心。

中年时因反对新法，乌台诗案差点丧命；老年后反对就发贬谪到海南，差一点没有活着回大陆；死了以后还被刻碑归为“元祐党人”，不许党人子孙留在京师，不许参加科考，而且碑上列名的人一律“永不录用”。

苏轼的才华毋庸置疑，但是他也因为不善于韬光养晦，不懂得自我保护而陷入危机。在此其中最大的危机就是“乌台诗案”。

苏轼步入仕途之日，正值王安石变法之时。朝廷上革新派和守旧派两军对峙，斗争激烈。苏轼站在偏守旧派的立场上，多次上书神宗，表明自己的反对态度，并请求尽快制止变法。请求未果，于是希望离开政治斗争的旋涡，故上书请求外任。获准后，先任杭州通判，三年后，又到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在此期间，苏轼针对新法推行中出现的问题，写了一些讥讽新法的诗文，引起了一些人的嫉恨。任湖州知州后不久，乌台诗案便发生了。

而苏东坡就是个缺心眼。他对别人诚心以待，别人对他暗地使坏；他赠别人“金错刀”，别人背后砍一刀，他对别人放青眼，别人对他翻白眼。但苏东坡丝毫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好，继续对别人好而至死不悔。

所以，一个在宋代党争的漩涡中却幻想能够独善其身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

一个在复杂像大染缸的社会天真烂漫毫无机心的人，是注定头破血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