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江口之战，亦称白村江之战，指的是663年8月27日至8月28日，唐朝、新罗联军与倭国、百济联军于白江口（今韩国锦江入海口）发生的一次水战。

朝鲜半岛在唐朝初年存有高句丽、百济与新罗三个“国家”。其中，高句丽名声最大，军力最强，对中央王朝一直是时降时叛，时慕时倨。

655年（高宗永徽六年），新罗国向唐廷告状，说高句丽、百济、靺鞨连兵，攻取新罗三十多城。唐廷下诏劝和，不听。作为帝国仲裁者，唐廷于660年（显庆五年），诏派左卫大将军苏定方等人率兵攻讨。唐军并未直接救援新罗，而是集中力量进攻高句丽的帮凶百济。百济同高句丽一样，“扶余别种也”，当时的国王是扶余义慈。唐军从城山（今山东荣城）渡海，在熊津口大破百济军，又克真都城，击灭百济军主力，“斩首万余级，拨其城”。百济王扶余义慈和太子扶余隆苍惶遁走，逃入北鄙小城躲避，被苏定方唐军团团包围。扶余义慈的次子扶余泰主意大，趁父兄外逃，自立为王，率众固守百济城。扶余义慈的嫡孙扶余文思对左右人讲：“现在国王、太子均在，王叔自立为王，即使唐兵退去，我父子也会被王叔杀掉！”惶急之下，扶余文思率左右“随城而出”，城内人见王太孙如此，也纷纷跟随，扶余泰连杀数人也无法阻止。无奈，扶余泰出降，百济都城告陷。很快，唐军又逮捕了百济王扶余义慈父子以及百济豪酋五十八人，全部押送长安。“平其国王部、三十七郡、三百城，户七十六万。”

灭百济后，唐朝大军振旅而还，留下郎将刘仁愿率数千唐兵留守百济城，并派左卫郎将王文度为熊津都督。赴任半途，王文度病死，诏以刘仁轨代之。

百济王扶余义慈的堂弟扶余福信本来已经降服唐军，待他看到唐军主力回国，萌生贼心，并与一个叫道琛的和尚联手，在周留城聚百济旧民造反。不久百济“西部皆应”，纷纷据城造反，支持扶余丰。众军相聚，反而把唐军刘仁愿的留守军团团包围于百济城。

唐廷下诏，任刘仁轨检校带方刺史，统王文度旧部与新罗军合势救援刘仁轨。唐、新联军一路厮杀战斗，直杀百济城。和尚道琛在熊津江边建两座巨大的兵垒，刘仁轨率众猛攻，百济军不敌，退保任孝城。

661年（高宗龙朔元年），唐将苏定方又攻打高句丽，遇大雪酷寒，唐军不得不班师。但是刘仁轨上表，表示要继续坚守在百济，高宗深觉刘仁轨言之有理，便让唐军继续留在百济城坚守。

刘仁轨先出奇兵，首发制人，率军先端掉扶余福信派人修建的真岘城（今韩国镇岑县），虽然此城“临江高陆”，唐军连夜奇袭，一举攻破，“遂通新罗运粮之路”。 而百济内部发生火并。百济王子扶余丰越来越不能忍受堂叔扶余福信的跋扈，扶余福信被杀。于是，刘仁师、刘仁愿以及新罗王金法敏率陆军，刘仁轨以及先前降附的百济王子扶余隆率水军，从熊津江出发，水陆并进，直趋白江口，准备合军直捣固周坚城。 663年（高宗龙朔三年）八月，刘仁轨水军率先行至白江口。很快，倭国水军四百余艘也绵延驶至。宽阔水面上，唐、倭两路水军对峙。

双方合战。唐军四战皆捷，水陆连胜。虽然唐军军船在数量上占绝对劣势，但隋唐时期中国的造船技术还是非常高超，船壁高而坚，设计精良，日本的兵船与之相较，自然简陋寒酸。当时，倭奴还未从中国偷师学艺，技术方面落后得很，兵将甲胄质量又不好，唐军箭雨之下，倭兵倭将往往被射得透心凉。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刘仁轨自然通晓“火烧赤壁”之事，倭奴当时还不像唐以后那样精通中华典故、兵书，四百多艘破木船蛆一样挤在一起，被唐军连发火箭，顺风投火，一时间“烟焰涨天，海水皆赤”。烧死呛死外加弃船跳水淹死，一万多倭奴军全都沉到白江口水底。

海上大败，百济、倭奴陆军也抗不住唐、新联军的进攻，被杀得人仰马翻。扶余丰脱身而逃，唐军最终是“获其宝剑”，这个“百济王”竟不知所之，人间蒸发了。周留城内拒守的百济王室扶余忠胜、扶余忠志兄弟知道大势已去，率城内守军、士女以及未被杀掉的倭奴兵将，“一时并降”。当时，倭人好像还没养成临败自己用刀掏肚子的习惯，一系列小矬个子军将，通通跪伏于泥淖之中，听凭唐军与新罗军发落。五、六万倭奴军，死的死、伤的伤，降的降，跑的跑。

倭国在百济灭完后，接纳了许多的百济难民，在此同时。唐跟新罗之间的对立增加了。受到这种影响，天智天皇制定了称之为近江令的法令群，快速的重整了整个国家体制。到了天武天皇掌权时，其下令制定了飞鸟净御原令以及律令法等，将日本快速的导向为律令制国家。 接着在701年时，由于大宝律令的制定，日本将国号从倭国改为日本。此时，新国家之建设也告一段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