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上文中的“十算遣一男一女”，与“算钱”的种种“徭使”用途，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的“徭使”派发，已经不可能是秦律中规定的“以次发”，也就是编名册排队了，而应该是以小部分劳力+大部分货币化的方式来解决频繁而来的“兴徭”。

正是由于汉初刑徒、官奴婢的减少，乃至于汉文帝初年彻底放免官奴婢，造成了县道常规“徭使”的“平民化”。

在《二年律令》编订的时代，“算事”的出现，是为了弥补秦律系统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刑徒、官奴婢劳动的缺失，不得不对劳动力进行更细致的身份划分，以备国家使用。

然而，“量出为入”的财政原则的随意性实在太大，在有刑徒、奴隶国有经济保底的情况下，秦朝尚且面临百姓怨声载道的反对，汉朝初年平摊到平民百姓头上绝不轻松。

《汉书·贾捐之传》中写道：赖圣汉初兴，为百姓请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闵中国未安，偃武行文，则断狱数百，民赋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

此处的民赋40钱，对照上面三里的“算钱”，实在有些令人不可思议，或许是文帝朝特别节制，而刚刚进入景帝朝，即开始“多事”？这些问题，现在很难解答，只能留待更多的资料出土了。

只看《郑里廪簿》中为我们展示的汉景帝初年的王朝底层民众生活，就已经令人齿冷了。

该簿中涉及民户共25户，田数相加为617亩，每户平均田亩数为24.68亩，还不到《二年律令·户律》中规定的司寇、隐官授田数的一半。

按照《汉书·食货志》中晁错所说的“百亩之收不过百石”的说法，则当时亩产约为1亩1石左右，另见杨际平教授计算，西汉东海郡亩产约1汉石。

则，上述郑里总亩产为617石，每户平均收获24.68石，扣除借贷种子1亩1斗，则为22.212石。

《史记·律书》中记载文帝时，“天下殷富，粟至十余钱。”

假设为1石10余钱，哪怕是19，具体到户人击牛家，能田二人，口四人，田十二亩，比平均占有量还少，却有2算的义务。

12亩*1石=（12石-1.2石）*19钱=205.2钱，郑里2月份每算交53钱*2算=106钱。

205.2-106=99.2钱。

看着还有点口粮是吧？但是账不能这么算，还要扣除三十税一的田租，再扣掉刍藁税，即田刍，再扣除户刍，再扣掉1个丁男的更赋（三年一事，即300钱/3，每年需预留100钱）。

这么算完，击牛家确实已经不用吃饭了，因为已经全饿死了。

不过，如果我们假设上述三个里的“算数”是一个资金池，而非分别征收，在“量出为入”的同时还有“衡量贫富”的思路，所以只征收了郑里每算53钱的赋敛，从而给郑里居民一条活路，即整个财政年度，只有2月份的“算钱”一次，那么，郑里的居民还有可能苟延残喘，否则，这部分居民绝无生理。

而这，还是“文景之治”的仁政之下，试问，类似这样的贫穷自耕农，若在更加苛酷的环境下，又该如何存活？

与穷人完全相反，在汉初的几十年间，富人的生活很闲适，唯一一项明确与财产相关的特别税收，就是“訾税”，而这一税种虽然在秦朝即已存在，并要求百姓“自占”财产，也就是自行申报财产，并对“匿赀”有比较重的惩罚，但是具体的税额，我们并不清楚。

《汉书·景帝纪》中“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条下引服虔注释：訾万钱，算百二十七也。

也就是说，每10000钱的资产缴127钱的訾税，税率为1.27%，比汉武帝算缗时所定的财产税率低一些，整体来说，负担极轻，不过既然汉初以“訾算得官”，訾税自然不会免除，不过富户只要满足基本条件就好，其余的财产当然是能藏则藏，能匿则匿。

而汉文帝废除“连坐之法”的举措，也让汉初的这些富户们的藏匿有了双保险，直到算缗令下，“告缗”的复古邪招重出江湖，才让天下的富户们领教了“雄才大略”的威力，只是此时醒悟已经晚了。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当我们聚焦汉朝初年，就会发现，上述的一切“赋敛”、“徭使”和“赋税”，在汉初从未“主动减轻”哪怕一点半点，即便是在“文景之治”当中，简牍中的信息仍然让人心凉。

当然，有人说，那是因为面临七国之乱的突发情况，但是，随意性、突发性的赋敛、徭使本身对于贫困的自耕农而言，本身就是毁灭性的打击，如果贫民百姓需要祈祷“不出事儿”才能活下去，那么这样的“某某之治”、“某某盛世”实在是不要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