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海宗

2003年是一代史学大师雷海宗(伯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南开大学举行聚会,缅怀他对我国近代史学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雷海宗先生早岁就学于清华学堂,毕业后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归国后曾先后在武汉大学及中央大学任教,不久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教(包括战时的西南联大),前后长达23年之久,其间多年兼任历史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雷先生调至南开大学历史系,任世界史首席教授,直至1962年逝世。

我国历史学自先秦直迄清末有着一个盖世无双、绵延不断的悠久传统:自孔子作春秋以至三通、九通、二十四史。这构成为我国的传统史学大系。20世纪之初,我国史学界出现了新局面,即所谓“新史学”的诞生,它的奠基者是梁启超和王国维。此后的近半个世纪中,各派的新史学竞相争妍,呈现出一片百花齐放的新局面。就总的趋势而言,各派都是要把传统史学的丰富资料加以一番现代化的诠释或解读,即以现代化的思想路数重新理解往昔的历史。此时雷先生所倡导的文化形态史观特标一种新的理论体系,蔚为其间一个重要的学派。凡是与雷先生接触过的人,大概没有不被他那神奇的记忆力所震慑。雷先生的知识极其渊博,他有着极其深厚的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的基础,这是当时的史学家极少有人能比拟的,故而他能以世界历史的整体眼光来考察古往今来各个民族文化的兴亡变化之迹。他不像同时代有些历史学家那样只知道某一段时间和空间的历史的某一个片面,而无力总览全局,或者是只知道中国史的一个片断,而不知道有世界历史的整体。理解历史总需先立乎其大者,总览全局;不宜抱残守缺把自己局限于一隅,以为天下之美尽在于己,而不能把具体的事件放在整体之中加以考察。否则的话,尽管细节上或有所得,但在对大局的整体把握上必然偏颇。为学不能先立宗旨,终不免导致泛滥无归。无论我们今天同意雷先生的学术观点与否,对雷先生知识之渊博与学术根底之深厚,大概都不会有异辞。而雷先生对于中国史和世界史的整体把握,要不失为20世纪我国史学领域中不容忽视的一家之言。雷先生多年来曾讲授过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史学方法、西洋上古史、西洋中古史和西洋近古史,这在当时乃至今天恐怕也是很少有人能够企及的。当代一些史学名家,如何炳棣、丁则良、方龄贵、刘广京、任以都、丁名楠、齐世荣、王敦书诸位先生,都曾亲炙于雷先生的门下。何炳棣先生大著的卷首即赫然题有“谨以此书献给先师雷伯伦先生”的字样,以志不忘。

七十年代朱屺瞻（右）、关良（中）在林同济（左）家中畅谈

1940年雷先生出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就在同时他和林同济先生合编了名噪一时而争议颇多的《战国策》期刊。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开始风行一时的地缘政治学(Geopolitik),也是由两位先生最初介绍进来的。1940年至1943年,我曾连续三年上过雷先生的课,也多次听过他的讲演和谈话。就我记忆所及,雷先生史学观点最为系统的一次阐发是1941年春他在云南大学所作的一次讲演,主持人是林同济先生。他一一比较了世界各大文明的兴衰周期,从中总结出一套文化形态演变的普遍规律。讲毕,林同济先生作结论时赞美这个理论乃是一曲“历史学家的浪漫”(他用英文说“the romance of a historian”)。就它作为一曲传奇或浪漫诗而言,我自己确实也觉得它是颇为宏伟动人的。但文明毕竟是亿万人千百年所积累的智慧的结晶,不宜径直认做是一个个体生命的周期。就科学的角度而言,我们似乎终究不能把生物学上有关个体的生命周期的规律径直引用到人类文明整体的过程上面来。正如以往许多哲学家们的系统哲学无非只是一曲概念诗(Begriffsdichtung),似乎雷先生的文化形态论也是历史学家的一曲概念诗。当然,这只不过是我个人的体会而已。概念诗也自有其概念诗的价值,见仁见智,有待于学者们的研究和探讨。

雷先生的观念脱胎于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而加以他自己的改造和发展(例如,他对于中国历史经历了两个或三个周期的提法)。新中国成立后批判斯宾格勒,说他是法西斯的先驱。其实,斯宾格勒是在预言西方的没落——不管他自己主观上是多么不情愿,但这却是他那历史逻辑的当然结论。而希特勒所要宣扬的则是一个第三帝国的千年福王国(Millenium)。两者看来是对不上口径的,西方的没落这一观念也决不会投合大独裁者希特勒的胃口。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国策学派毕竟是拥护反法西斯战争的,而不是拥护法西斯阵营的。确实,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末期当民主运动高涨之际,有些老师们(包括雷先生以及冯友兰先生一些人在内)和许多青年学生之间拉开了思想上和感情上的距离,双方的隔阂加深了。但是民主的精义岂不恰好正在于它能最大限度地容纳人民之间的不同意见。群言堂总比一言堂好。如果不能容忍不同的意见,那就必然会导向专制主义和独裁。而且科学真理毕竟不能直接等同于政治态度。政治态度如何是一回事,科学价值如何又是另一回事。拉瓦锡(Lavoisier)以其贵族的身份在法国大革命中是被送上了断头台的,但这并无损于后人所加给他的“近代化学之父”的称号。对于学术,我们只应就其科学性加以评判,而与它的作者的行藏出处无关。既不应当以人废言,也不应当以人取言。一种学术理论一旦诞生,就和它的母体脱离了关系而以其自身的存在而获得它自己的存在价值。它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它可以同等地在为一切人和一切时代服务。

The Decline of the West

另一桩和雷先生有关的事应该提到的,是他和林同济先生两人开我国近代地缘政治学的先河。地缘政治的思想是古已有之的,如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离强合弱之类。这是一切对权力运动的规律进行研究所应有的内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但德国哥廷根大学所进行的地缘政治学研究为纳粹的作战计划提供了依据,盟国方面的作战(如诺曼底登陆战)也要有赖于地缘政治学的研究。1943年春,雷先生在班上特别作过一次讲演,题名为“大地政治、海洋政治与天空政治”,同时林同济先生在《大公报》主编了一个地缘政治学的专栏。作为一门技术科学,应该说这门学问和任何其他学术一样,其本身在价值上是中立的,它同样地可以为一切人和一切利益集团服务。令人多少感到有所遗憾的是:在这一研究中,人文价值的成分所受到的关注仿佛太少了一些,或者说多少是有意或无意地被忽视了。这一时期雷先生所写的一些分析国际形势的文章,更多地侧重于就地缘政治的技术角度着眼。不过,也许我们读者不可要求一个作者那么多,要求他面面俱到。也许一篇文章只要在某一点上有所贡献,也就够了。

雷先生不是一个沉耽于烦琐考订之中的史学家,他永远是一个放眼于人类历史总体,力图明天人之际、权古今之变、成其一家之言的史学家。有一次他为一位同学题词曾这样写道:“前不见古人,历史可以复活古人;后不见来者,历史可以预示来者。”这两句格言正足以表现他那种“历史学家的浪漫”的风格。学术的进步本来应该是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局面的产物。定于一尊,就不会有学术的进步。新中国成立以后,雷先生所写的一些文章(如《古今华北的农事与气候》)和著作(如《世界古代史》),依然洋溢着他所特有的那种可贵的高屋建瓴的历史眼光。我以为这种视野和风格,应该不失为现代我国历史学最可珍贵的遗产之一,是最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最近欣闻雷先生的文集即将出版,谨祝愿它能为我国史学界带来新的启迪。

最后,想提到另一件令人遗憾不已的事:以雷先生这样一位如此之精娴于基督教史事的学者,竟然不曾为我们留下一部中国学者所写的基督教史,这应该说是我国史坛上一项无可弥补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