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这个因为一个皇帝没当成，身后的事成了两个“派别”，一派是以他家乡人为代表，极力美化他；另一派即是和《明史》一样的观点，认为他是个“贼”，他的部队是“贼兵”，称贼“迎闯王，不纳粮”是编造出来的，贼兵给社会带来巨大灾难。李自成在他的家乡有多么好，而《明史》又是如何“黑”他的，一一道来的同时，我想得最多的却是当年那个明廷官员有意放走李自成的神奇“包围圈”。

李自成在米脂的行宫

听传说要看起由，读历史要长脑子。李自成在他家乡的那些传说核心的东西就是一个“龙”字，关于这个大约有这么些说法：1.李自成本来有做18年皇帝的命，但他把这事儿总说给别人听，结果把天机给泄露了，皇帝没的做了；2.李自成没起事前是个驿卒，但命里是条龙，有次在送件途中困了，就在一庙门前睡着了，庙里老和尚出门看见，怕着凉，就给盖了一条草帘。谁知这一盖把一条真龙盖成了草龙，所以没有坐成天下。等等吧。因为这条龙的存在，直今米脂人还说他们那里有“龙脉”，甚至有人还考察了李自成家当年的祖坟，认为风水不错，李家祖坟当年被米脂县令边大绶刨开出现的那条“龙”可能真的存在，是边大绶他们把李家祖坟上的“龙脉”给斩断了。

通过这些传说，我们能看到了家乡人民对于李自成这样一位难得英雄的惋惜，进而也形成了为在《明史》里将李自成“抹白”的民间力量，和“抹黑”邦对立了起来。那么，《明史》中有多少地方是“抹黑”李自成的、不可信的呢？这就需要我们的脑子了。

首先说态度和立场问题，不管是明末中国赶上了历史上的“小冰河期”（是相对而言较冷的时期，会导致了地球气温大幅度下降，使全球粮食大幅度减产，由此引发社会剧烈动荡，人口锐减）什么的，但从崇祯元年（1628年）起，中国北方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人们“蓬草吃完，剥树皮吃，树皮吃完，只能吃观音土，最后腹胀而死”，“全陕旱蝗，耀州、澄城县一带，百姓死亡过半”这是事实。作为官方的修史者，应该清清楚老百姓吃不饱肚子要干什么、将意味着什么，但却一口一个“贼”，口口称李自成军为“贼兵”、“贼人”，将明军的镇压称为“剿贼”这是不对的，只让州官放火、不让百姓点灯，什么意思？这是《明史》最恶心人的地方。因为这种立场与态度，直接导致添油加醋的、经不起推理的不实记述。

陕北高原的村庄

《明史·李自成传》中说，崇禎十四年正月二十日（1641年1月），李自成军攻克洛陽，殺萬曆皇帝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從後園弄出幾頭鹿，與福王的肉一起共煮，名為“福祿宴”。这个事儿是有可能的，因为农民军嘛有时处事是有些极端的，但话说回来，这个福王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们看到在与将士们享宴完毕后，李自成“发藩邸及巨室米数万石、金钱数十万赈饥民”。这时，人们不禁要问：这个福王到底有多少钱？都是从哪里来的？那时候，洛陽也有不少人饿死，这个福王身为朝廷王爷，也不怕家里的金钱生锈、粮食长虫子，咋就不知道给老百姓一口呢？而《明史》在这里把百姓不当人、对官僚阶层的同情甚至维护，是显而易见的。李自成军杀了个贪污腐化的福王，你就大书特书，想以此烘托其残忍、血腥，但其“赈饥民”之事咋就被一笔带过了呢？

绘画中的“福王”故事

李自成这个人人们之所以说他不错，甚至赞美他，其核心的东西即是“迎闯王，不纳粮”，但《明史》中却说这是编造的。当年，老百姓肚子饿，杞县举人李信出粮赈济饥民，百姓很感激他，就说：“李公子救活了我们。”正好玩绳技的红娘子造反，俘获了李信，强行委身于他，李信逃回，当官的把他当作贼人，囚禁在狱中。红娘子营救李信，得到饥民的响应，大伙一起成功劫狱。李信前往投靠李自成，改名为李岩。李岩建议李自成收天下人心。李自成听从了，从此减少了杀戮，还将掠来的财物赈济饥民。百姓得到粮食后，分不清是李岩的还是李自成的，便笼统地欢呼道：“李公子救活了我们。”

然而，说到这里，史者笔锋一转移送，李岩又造民谣说：“迎闯王，不纳粮。”并让儿童歌唱，以收煽动之效，结果致使追随李自成的越来越多。你们在清廷里做官，把清朝都吹到天上去了，老百姓饿得不行，有人给了他们粮食，然后说了个事儿，你们就说他是造谣、骗人、煽动，难道你们不懂什么是宣传吗？典型的封建官员思想，嘴脸丑恶得让人简直无法忍受。（杞县举人李信者……尝出粟振饥民，民德之曰：“李公子活我。”……自成从之，屠戮为减。又散所掠财物振饥民，民受饷者，不辨岩、自成也，杂呼曰：“李公子活我。”岩复造谣词曰：“迎闯王，不纳粮。”使儿童歌以相煽，从自成者日众。）

李自成 画像

再细读，就会这发现《李自成传》中前矛后盾的地方实在是太多。

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称王。按《明史》记载，其时，李自成有步兵四十万，骑兵六十万。制定军事制度，凡有一马站队列不齐的就斩之，马跃入庄稼地的也斩之。人们在这里看到的是这支队伍的军纪严明，而这与此前李自成自号“奉天倡义大元帅”，其军队的作派是一致的确：军令不得私藏白金，所过城邑不得占住民房，除妻子之外不得携带其他妇女。甚至夜半三更坐在床铺上，等待上级下达的作战命令。也是这一支队伍，在1643年冬却被史者写成他们进入西安后“大掠三日”，是在得到了上级的命令才停下来的。而后，李自成改西安曰长安，称西京，大发民，修长安城，开驰道。但又说，李自成每三日亲赴教场校射，百姓望见黄龙纛，咸伏地呼万岁。这是什么逻辑呀，才被抢过几天，老百姓的“忘性”哪有这么好，远远看见人家就山呼万岁？也正是这样一支军队，也是在《明史》记述里，他们动不动就屠城，迎降者不杀，守一日杀十之三，二日杀十之七，三日屠之。而他们拥护的政权却有着这样的“法律”：“民盗一鸡者死。”想想，一支见人就杀、见财就抢的军队，会让它所属的政权有如此严苛的法令吗？这是常识性的不可能呀。

好了，文字上的事就不多说了，毕竟是古人的事情，说多了也没用。而遥想1639年，张献忠在谷城造反。李自成收集部众，队伍再次壮大起来。时任陕西总督郑崇俭奉朝廷之命“剿贼”，发兵包围了李自成军。但这位总督却下令说“包围圈一定要留有缺口”，让李自成从缺口逃出。郑崇俭与李自成非亲非故，但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实在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原因无非有二：一、李自成这个人不应该杀；二、朝廷已经不值得郑崇俭为其杀人甚至卖命了。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缺口，它“缺”出来的正是李自成反叛、逃亡的人生。在这个缺口里，李自成也就只能是个传说。（文/路生）

绘画中拼杀的李自成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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