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群雄纷争，一统天下势在必然。最终统一天下的，不是强大的楚国，也不是殷实的齐国，而是起初很不起眼的秦国。历史学者众说纷纭，但是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最重要的因素—人口。

公元前361年，21岁的秦孝公登基。根据《史记》记载，当时，黄河、崤山以东六个强国不相上下。淮河泗水之间有十余个小国。楚、魏和秦国界相接，魏筑有长城，从郑县开始，沿洛河北上，直抵上郡。楚地由汉中向南，包括巴蜀、黔中。周王朝衰微，诸侯都靠武力征伐，争相兼并。秦地处偏僻的雍州，不能参加中原各国诸侯的结盟，不为各国重视，大家都用夷狄的态度对待秦国，还不时派兵侵夺其土地。秦孝公感到秦国外受强邻欺压，内有贵族专横，处境很是艰难，愤然喊出：“国家内忧，未遑外事……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决心奋发图强，改变国家落后的面貌。为了寻求政改贤才，秦孝公颁布了“求贤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尊其官而封之地。”在这种情况下，卫国人公孙鞅，即商鞅来到秦国，取得孝公信任。经过商鞅的两次有力的改革举措，使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

商鞅认为：“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国之所以重，王之所以尊者，力也”。商鞅认识到，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人众兵强是国家强盛的根本。而在古代，农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只有发展农业才能获得足够的粮食，才能促进人口增加。因此，“力”之主要来源在于农业。土地等其他资源必须转变为人口资源才能成为国家实力。商鞅认为：“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者同；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者同。”只有农业发展，粮食丰收，才能为国家强盛打下雄厚的人口和物质基础，也才能“兵出、粮给而财有余” ，如果“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所以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国家的实力即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尽来自于农战。因此，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农战”：对内让民众专注于农耕，对外让民众专心于作战。他堵塞民众从“农战”以外获得名利的一切途径。《商君书》说：“兴兵而伐，则武爵武任，必胜。按兵而农，粟爵粟任，则国富”。也就是说，获取秦爵的途径只有两种：作战时，一个人可以凭借立下的战功获取爵位；休战时，爵位则可以根据农耕的业绩获得。即使最卑贱的奴隶也可以获得爵位。民众看见国家给人们的好处都是从农耕与作战发出，那么便会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如此这般，人们就会“喜农而乐战”了。

商鞅的农战思想其实包含一套完整的与当时生产力水平相一致的人口经济学思想。商鞅的变法非常有利于人口发展：

第一、奖励耕织，为人口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民以食为天，古代制约人口增长的最重要因素是粮食。商鞅积极发展农业，鼓吹农业至上论，鄙视其他一切职业。尽管他也认为“农、商、官三者，国之常食官也”，也即农民、商人和官员都是食客，但是他同时又认为，商人和官吏尤其是那些以技艺为业、游说好辩为业、学诗书为业的人，都是一些不事生产的游食之人，这部分人多了，会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食口众者，败农者也”，造成国家的贫困危弱，“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商鞅主张应尽量减少非农业人口的比例，认为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比例最好是百比一，最多不超过十比一的主张。

第二、营造有利于生育的社会环境。

禁止私斗，实行连坐制，加强社会治安。商鞅下令“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争，各以轻重被刑”，以奖励军功而禁止私斗。居民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责令互相监督。一家有罪，九家必须连举告发，若不告发，则十家同罪连坐。不准许犯罪的人向官吏求情并且给他们送饭吃，那么奸民就没有了依靠。做坏事的人没有靠山，那么农民就不会受到危害。推行小家庭政策，休养生息，鼓励生育。商鞅认为，民众努力从事农业生产，资本就会增多；作战积极，邻国就会危险。民众资本多就不容易带着出逃，邻国危险就不会去投靠。为鼓励小农经济，还规定凡一户有两个儿子，到成人年龄必须结婚分家，独立谋生，否则要出双倍赋税。商鞅让90%的民众依附于土地，不能随便搬迁，并且让耕者有其田，农民地位高，还可以通过农战获得名利，这样就会安居乐业，心理安全度高。

第三、开疆辟土，鼓励移民。

商鞅提出了“人地比例”观点。他认为，一个国家不论进行农和战都需要一定数量的人力，而人口数量又必须和土地数量保持适当的比例：“地狭而民众者，民胜其地；地广而民少者，地胜其民”。如果人与地的比例不合，则应当“民胜地务开，地胜其民者事徕”，换言之，人口多土地少的时候就应当开荒、辟土，而土地多而人口少的时候就应当移民。因此，商鞅认为一方面需要提高土地利用率（开荒、灌溉），一方面通过“战”获取土地，另一方面需要“徕民”（引进外国移民）以增加人口。

第四、注重掌握准确的人口统计数据。

在文明程度相近的情况下，综合国力取决于人口数量。目前发达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三个国家分别是美国、日本、德国，而根据美国2008年《全球综合国力排名》，综合国力最强三个国家也是美国、日本、德国。中国虽然仍是发展中国家，但是由于人口数量优势，现在综合国力却能排世界第四位。战国后期，各国的文明的差别程度就与现在的发达国家之间文明的差别程度类似。人口的增加意味着国力的增加。

商鞅的变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于重视农耕，粮食和人口大为增加；由于推崇战功，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商鞅变法使秦走上日益强大的道路，为秦后来翦灭群雄统一中国奠定了制度基础。据《史记》记载，商鞅在秦国推行改革十年之后，“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依照李斯《谏逐客》的说法：“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获楚、魏之师，举地千里，至今治强。”

到公元前313年的时候， “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险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馀万，车千乘，骑万匹，积粟如丘山。”（《史记.张仪列传》）。公元前266年，秦昭襄王拜魏国人范睢为相，改行远交近攻的策略，又在长平大胜赵军。占领和蚕食东方六国大片国土，使楚国国土缩小一半，魏国、韩国国土缩小2/3，赵国缩小1/3公元，并不断离间六国关系，又在 前256年灭亡东周。秦昭襄王后期秦国实际控制国土已经超过东方六国总和。秦国的土地和人口不断增加，而六国的土地和人口不断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