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讲的是关于孔子治国之道。

孔子是我国春秋末期伟大的政治思想家。他生活在''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拭其君者有之，子拭其父者有之。”(《孟子·滕文公》)的时代。当时，周王朝已经腐败不堪，维系其统治局面的礼乐业已崩坏，各种社会矛盾愈加激化，各国君主和卿士、大夫所构成的国家统治集团内部，篡夺权力的事情屡屡发生，以五霸为主的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连年不断。社会动乱和日甚一日的苛政暴敛，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受压迫、受剥削的人民为了生存，以暴力形式向统治阶级进行坚决斗争。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新兴势力也从各方面向旧势力展开了猛烈进攻。作为懂历史晓时政有远见的孔子，对这一纷乱社会现状虽认识不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他却怀着伟大的政治抱负，提出了一系列安邦定国的措施。

由于时代的局限，孔子决不可能认识到社会动乱的根本原因在于阶级压迫与剥削，但他却认识到是人们失去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仁爱”之心，因而，维系社会秩序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差关系也就被破坏了。要治乱，首先应纠正“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名不正现象，《论语·子路》篇记载: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 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孔子在《论语》中一并提出“正名”二字的，虽然止此一处，但它是治国的首要措施。孔子认为不先正名，动乱局面就永远不能安定。没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秩序，再好的政治主张和政策也难以贯彻执行，国泰民安的理想社会就不能实现，所以，他要把国君不像个国君，臣子不像个臣子等僭礼越规、拭上残下，不敬不爱的名不正的秩序和行为，纠正到君安于君位，臣安于臣位等正常的行为和秩序上来，使人们都能按自己的身分地位去为人行事。可见孔子的正名措施的提出是有其现实针对性和明确的目的性.这样说

，孔子的正名是不是要恢复奴隶制的君臣父子等级关系呢?对于这个问题不能不加分析地给以肯定或否定的回答，结合孔子一生的主要言行来看，说他维护等级制度则可，说他要恢复已经败坏的奴隶等级制则未必。从《论语》全书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古人古事的赞美，都是择其善者而誉之的，一况且，不少是“托古说今”的。孔子心目中的国君，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联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联躬”，“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的尧、舜、禹、汤、文、武这样的明君，而不是昏庸残暴的独夫民贼的桀纣一类暴君。

他理想的臣，是“相桓公、霸诸侯、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的管仲和三仕无喜色，三已之无温色的楚令尹子文这样的良臣，不是助厉王暴虐人民的荣夷公一类的污吏。从君臣关系来看，他主张“君使臣似礼，臣事君以忠”，国君必亲贤任能、远谗去按，对于臣僚以礼待之;臣僚也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拭父与君，亦不从也”(《先进》)忠心辅助国君推行仁爱的政治，对于无道昏君，要戮力谏净，“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孔子本人谏季桓子不能而辞官离去的行动，

就是“臣事君以忠”的典型表现。至于他说的“父父、子子”之间的关系，固然是一种等级森严的人伦关系，但其中也含有敬上爱下之意。由此看来，孔子正名的精神实质，固然是以维护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但它却限制了统治阶级残害人民的行为，摈弃了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的歹心恶行，提高了受奴役人民在社会中的身分地位，改变了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的绝对服从的奴隶制的等差关系。这都说明了孔子的正名措施，不是为了恢复奴隶制和维护奴隶制的等差关系，而是对古制有所损益的维护封建阶级利益的理想化的新的等级制。

孔子认为，只要人们的名分正了，说出的话就通情达理，一切事情就能办好，礼乐就能兴起，刑罚就管使用，国家大治就有了一个良好开端。

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期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