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央视《国家宝藏》第二季启动仪式在故宫博物院举行，节目将续写一眼千年的国宝守护。中华文明的基因得以生生不息，背后有无数文物守护者的心血付出。在西北大漠，曾有一个名字无人不知，他就是被称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他和女儿常沙娜两代人毕生都奉献给了敦煌艺术。
“在艺术方面的价值，
敦煌壁画是集东方中古美术之大成。”
——张大千
敦煌●绚烂
敦煌，位于亚洲中部（中国甘肃西部），北临蒙古高原，西接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邻青藏高原。十几个世纪以来，她曾经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一颗明珠”闪耀。来自欧洲的货物和文化，来自中亚的语言及文字，来自印度的艺术和宗教……在这里与中华文化全面交融。
公元366年，中国北方正处于五胡十六国的战乱纷争，一位名叫乐僔的和尚，行脚至敦煌鸣沙山，看到熠熠金色佛光，于是决定在此修行，从而开凿了莫高窟第一个洞窟。
▲莫高窟第158窟涅槃图
莫高窟的绘画主要是佛教内容。逐渐经历了南北朝时期佛陀前世修行、释迦牟尼今世成佛、以及成佛后度化众生的故事画，到隋唐时期解释佛经内容的经变画。
▲张大千临摹作品-释迦说法-莫高窟第250窟
流光溢彩、冥想禅定、拈花一笑……在一扇扇石窟门后，一幅幅壁画光华璀璨却又寂静无声了千年之久。
▲隋代飞天（隋 莫高窟401窟 北壁龛顶）
▲散花飞天（初唐 莫高窟322窟 西壁龛顶）
▲散花飞天（中唐 榆林窟25窟 北壁）
▲簪花飞天（元 莫高窟3窟 南壁）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国学大师陈寅恪
敦煌●遗恨
当朔风和黄沙蚀尽最后一丝荣光，敦煌也无法跳出盛极而衰的宿命，渐渐被遗忘。直到公元1900年，道士王圆箓在莫高窟发现了藏经洞。
▲王圆箓-斯坦因摄-1907年
王圆箓挑出一些佛经写卷和绢画，送给附近的官绅和士大夫们，但没有人对这些经书感兴趣。藏经洞里的这一堆残书故纸没有给王道士带来什么好运。不仅如此，藩台政府还责令王道士对其代为看管，而一分钱也不给。
▲斯坦因
1907年初夏，匈牙利裔英国人斯坦因来了。有人说他是探险者、考古学家，更多的人说，他是盗贼，是骗子，是丝绸之路上的魔鬼。
斯坦因说服王道士带他进入了藏经洞。“厚大的卷子用的都是很坚韧的纸，全部保存甚佳，大概同初藏入室时无甚差异。” 一千年前佛国的世界，世俗的生活，西域王宫的奢华，丝绸商旅的艰辛，历历在目。王道士同意收下200两银子，让他们带走九千多卷文书和五百幅佛像绢画。
▲斯坦因所获的部分藏经洞文献
十个月后，王道士迎来了第二批外国人——伯希和的法国探险团。凭借一口流利的汉语，伯希和很快赢得了王道士的好感。1908年5月27日，他离开敦煌，带着五百两银子换得的七千卷藏经洞文物。
▲伯希和在藏经洞-1908年
1909年冬，清政府下令，押送剩余的经书进京。经书并没有装箱，只用草席草草遮盖。从敦煌到北京，一路都有经卷丢失。押运的官员甚至直接把大车开进了自己的家里，挑选精美的经卷据为己有。因为怕被人发现，他们将万张的经卷一撕为二。
▲莫高窟第320窟南壁 壁画被剥取后的疤痕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来到敦煌，粘走壁画26方，取走唐代彩塑一尊。俄国人奥登堡，拿走敦煌文文物三百件。日本大谷光瑞考察队购得四百件……
时至今日，敦煌藏经洞的文物散落于世界上十多个国家。“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当时国学大师陈寅恪这样感慨。
▲央视纪录片《河西走廊（七）敦煌》
“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
——常书鸿
敦煌●守护
常书鸿（1904年4月6日-1994年），被称为“敦煌守护神”。1943年，常书鸿带领着第一批志愿者来到敦煌，成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从此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敦煌艺术。
常沙娜（1931 年 3 月-），常书鸿之女。她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幼年经历战争，少年时母亲出走、学业中断、生活困苦，但少年时代在敦煌的摹画生涯却是让她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
《我永远是敦煌的女儿》
本文据常沙娜采访实录改编
父亲与敦煌的结缘，源于1935年某一天在塞纳河边的一场“邂逅”。
我相信，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指引父亲走向敦煌。
1927年，父亲常书鸿去了法国，进入里昂中法大学学习。父亲喜欢在巴黎散步，一天当他溜达到塞纳河边的旧书摊时，不经意发现了一部由6本小册子装订成的《敦煌图录》。那一刻，父亲的魂儿就被勾走了。
▲《敦煌图录》
这套《敦煌图录》是1907年伯希和从敦煌石窟中拍摄来的，父亲被深深地震撼了。后来他说，“我曾是一个倾倒在西洋文化面前，言必称希腊、罗马的人，现在面对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自责数典忘祖，真是惭愧之极，不知如何忏悔才是！”
父亲那时已是在法国取得桂冠的东方画家，完全可以在法国过着一种舒服而优裕的生活。但站在这些来自祖国的艺术瑰宝前，父亲仿佛一下子找到了终生创作的源泉，内心深处有一个声音在召唤着他回中国、去敦煌。
1936年，父亲终于坐在了回祖国的火车上。但因那时西北战局不稳定，他只好先在北平国立艺专教书。不久后，抗战爆发，父亲一路从北平逃难到武汉、长沙、贵阳、直到重庆。
▲常沙娜与父亲常书鸿
经过6年的坎坷风雨和漫长等待，1942年冬，父亲离开重庆赶赴兰州，向着心中的艺术圣地敦煌出发。
几个初次出塞的行者，雇了十几头骆驼，在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之后，走入真正的荒凉之地。经过饱受困乏和饥渴的行程之后，终于到达了莫高窟。那时，他眼前的满目疮痍的敦煌，和在法国邂逅的敦煌截然不同。失望之余，他内心默默地说：既然来了，我就要保护你。
第一顿饭用的筷子是刚从河滩红柳树上折来的树枝，吃的是盐和醋拌面。一夜风沙之后，他们和民工一起，清理掩埋洞窟的积沙，敦煌石窟保护工作开始艰难起步。
▲常书鸿在莫高窟第130窟峭壁上指挥修建栈道
没有人力，缺乏经费，我们自己搭脚手架，修简易栈道，进洞要连爬带跳，从危栏断桥上匍匐前进。洞中幽暗，没有照明器材，父亲就在小凳上工作，一手举小油灯，一手执笔，照一下，画一笔。
▲常书鸿爬梯子进入洞窟临摹
生活虽艰辛，但洞窟编号、内容调查、美术临摹从未间断。就这样，到1948年，父亲带领研究所完成了“历代壁画代表作品选”等十几个专题，共选绘摹本800多幅，为敦煌资料的调查、积累打下了坚实基础。
▲常书鸿临摹第103窟
父亲曾写道：“敦煌苦，孤灯草菇伴长夜。”他苦行僧一般的执着，最终使这座巨大的文化遗产没再受到更多的破坏。
▲常书鸿画作 莫高窟九层楼
直到晚年，父亲依然惦念着敦煌。
莫高窟有一座倚崖高楼，称“九层楼”，檐角都挂着铃铎，叫做“铁马”，不管白天黑夜，都在微风中摇曳作响，父亲听了几十年。退休迁居北京后，他在家中挂了好几个铃铛，微风一吹，叮叮当当，就像敦煌九层楼的铁马叮当，时时呼唤着他。
▲晚年常书鸿
后来，父亲的墓碑上刻着五个字——“敦煌守护神”，在这个充满神佛的地方，被称为“神”的凡人，只有他一个。
我在敦煌石窟中度过了青春年华。
12岁那年，我跟随父亲走进了茫茫沙漠，走进了神奇的敦煌石窟。
▲常书鸿带着常沙娜、常嘉陵在莫高窟洞窟内
初到敦煌时，一家人住在莫高窟崖壁下的破庙里，桌、椅、床都由土堆成。没有电，晚上点的是油灯。滴水成冰的屋里也没有任何取暖设备。住所的周围被戈壁包围，最近的村舍也在几十里外。
敦煌缺水，不能洗澡；一盆水擦脸，擦身，洗脚，还舍不得倒掉。餐桌上的饭菜很简单，常常是一碗大盐粒、一碗醋，一碗水煮切面，那儿也没有蔬菜。
▲常书鸿与常沙娜
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父亲把整个身心扑在敦煌艺术研究保护等工作上。后来国民政府决定撤销敦煌研究所，将石窟交给地方，并停拨经费。为这事，父亲压力很大，和母亲总是争吵不断。后来母亲说她身体不好到兰州去看病，结果再也没回来。
▲常书鸿夫妇及女儿常沙娜
妈妈走后，我不得已中断了中学学业，回家照顾弟弟。没有条件上学，父亲便为她量身定制了课程，由父亲的学生董希文和苏莹辉等人辅导中西方美术史，同时和敦煌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起，临摹洞窟壁画。
▲常沙娜作品 莫高窟女供养人
父亲要求我将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各代表石窟的重点壁画全面临摹一遍，并在临摹中了解壁画的历史背景，准确把握历代壁画的时代风格。我每天兴致勃勃地登着蜈蚣梯，爬进洞窟临摹壁画。
建于五代时期的窟檐斗拱上鲜艳的梁柱花纹；隋代窟顶的联珠飞马图案；顾恺之春蚕吐丝般的人物衣纹勾勒；吴道子般吴带当风的盛唐飞天；金碧辉煌如李思训般的用色……
满目佛像庄严，莲花圣洁，飞天飘逸，我如醉如痴地沉浸其中，画得投入极了，在大漠荒烟中修行着自己艺术人生第一阶段没有学历的学业。
▲常沙娜作品 燃灯菩萨
早晨的阳光直射进来，照亮满墙色彩斑斓的画面，彩塑的佛陀、菩萨慈眉善目地陪伴着我。头顶是节奏鲜明的藻井图案，围绕身边的是神奇的佛传故事、西方净土变画面，我的青春年华就这样在敦煌石窟中度过。
▲常沙娜作品 涅槃经变菩萨头饰
1948年，我赴波士顿美术博物馆附属美术学校学习。大陆解放前夕，我抛下未完成的学业回国参与建设。在一次敦煌艺术展上，我为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导览，林徽因便邀我到清华大学营建系担任助教。我由此开始了工艺美术设计之路。
▲常沙娜设计的人民大会堂外立面两侧浮雕花饰
回顾我这辈子的成果，图案教学也好、设计也好，包括20世纪50年代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和敦煌艺术都是分不开的。
父亲曾写信叮嘱我：“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
我知道，我一辈子都是敦煌的女儿。
本文根据《文化十分》采访实录改编
采访 | 孟颖
撰文 | 桂姝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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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监制/杨继红 主编/李浙 编辑/孙毛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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