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互通信息实在不方便。写好了信，如何寄出，又怎样保证既快而又准确地到达对方手中，这在没有专门邮政人员和电信、移动、联通等手段的条件下，其难度可想而知。

那么古人怎样寄信，又靠谁来寄信呢？对于有一定身份的人来说，当然首先的选择是驿站。但驿站工作人员的任务显然不只是负责寄信，还有官场的迎来送往等许多事务，虽然专业，误事的却也不少。普通人怎么办？一是带口信的方式，二是其他方式。特别是文人们，这“其他方式”就很别致。关于这个问题，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是有反映的。简单统计一下，有这么几种。

一是水里游的（或者说水）。譬如鱼。西汉司马迁《史记》中有“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的记载。东汉大学者、书法家蔡邕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云：“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较之前者，后者更为具体，即准确说明不是一般的鱼送信，而只是鲤鱼。有关鲤鱼传信的诗词还有很多。如唐人孟浩然的“尺书能不吝，时望鲤鱼传。”岑参的“水底鲤鱼幸无数，愿君别后垂尺素。”等等。

鱼，既然可以寄信，水中漂过的树叶等自然也是可以寄信的，甚至说本身就是信。仅在唐代，就至少有三个关于“红叶题诗”的版本，主人公一是唐玄宗朝人顾况、二是唐宣宗朝人卢渥，三是唐僖宗朝人于祜，据说他们三人在皇宫外的御沟流水中有幸拣到写有求爱信的“红叶”，又因这片小小的红叶引来他们与宫女之间的爱情故事。

二是空中飞的。先说小燕。五代王仁裕所撰《开元天宝遗事》与明代冯梦龙所撰《情史》都载有唐代长安女子郭绍兰于燕足系诗“寄”给丈夫任宗的故事。说的是任宗经商在外，数年不归，绍兰遂作诗：“我婿去重湖，临窗泣血书，殷勤凭燕翼，寄于薄情夫。”系于燕足放飞。时任宗在荆州，燕忽泊其肩，见足系书，解视之，乃妻所寄，感泣而归。

再说大雁。大雁为候鸟，每年秋天因惧冷而南飞，止于衡阳，等春暖时再北返。《汉书・苏武传》载：西汉陕西长安人，时任中郎将的苏武在出使匈奴时不幸被关押，放逐北海牧羊。１９年后，匈奴单于欲与汉和亲。汉昭帝刘弗陵要求归还苏武，对方却诡言苏武已死。汉使灵机一动说：我皇在长安上林苑中射得北来鸿雁，足系苏武求救帛书（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荒泽中）。单于听后“视左右而惊”，遂被迫道出实情，苏武因而得救。后来人们便以鸿雁作为信使，有“鸿雁传书”之说。

三是地上跑的。譬如狗。《晋书・陆机传》载：西晋文学家陆机有犬名“黄耳”。他在河南洛阳担任“平原内史”时，曾将家信系于黄耳颈上，令其回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结果，黄耳不但将书信按时而准确送到陆家，竟还带来了回信。唐人李贺《始为奉礼忆昌谷山居》诗末句“犬书曾去路，鹤痛悔游秦”和宋人黄庭坚《伯氏到济南寄诗颇言太守居有湖山之胜同韵和》诗首句“西来黄犬传佳句，知是陆机思陆云”所言均指此事。

地上跑的，除了犬，其他如马、牛、羊等家畜能不能送信呢？在古书中我们暂时还未查出来。但是，现代作品却可以弥补。比如抗日战争时发生在华北平原上的“鸡毛信”故事，想来大家都不陌生：小英雄海娃，将一封插着三支鸡毛的重要信件，系于他所放牧的绵羊“头羊”的尾巴下，让羊“投寄”，从而躲过了日本人的眼睛。最终，根据信上的情报，八路军趁着鬼子到山里扫荡之机，和山里的民兵一起端掉了敌人的老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