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是《楚辞.渔父》中渔父对屈原之语，一说是见其脸色憔悴而规劝，劝其“与世推移”，随遇而安，出而全生；一说是见其萎靡不振而反语，激励其高洁白奉，积极用世，择机入而济世。两种说法，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处世哲学。智慧的隐士渔父“遂去不复与言”，留给屈原一个艰难的选择题

笔者以为，渔夫的处世哲学，本质上和孔子“出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有相通之处，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环境下，是积极的、很有可取之处的。然而，屈原并没有听渔父的，也没有听孔子的。他选择了抱石投江，成全了自己作为文人的人格精神的高洁，也给后人创造了一个节日和一天假期。但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是不成功的，他没能一展抱负，推行变法，强国富民。政治是权衡的艺术，政治斗争是残酷的，讲究保全和发展自己的集体，打击和消灭敌人的阵营。

管窥之，屈原在政治上的失败源于他的自恋、恋君和虚幻。屈原是楚国第三大家族的继承者，按说他应该有一大批政治上的追随者和同盟军，而他却孤立独行，“判独离而不服”，“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自恋而执迷不悟的屈原，不屑变通，信守非白即黑、非清即浊，在孤军奋战中，既让众人视之为异类，也让君主对其不再信任，最终将自己逼上绝境。屈原有着完美的政治理想，美好的状态就是“君明臣贤”、“共同治之”，而这只是他一厢情愿的，昏庸无能的楚怀王，是荒淫、刚愎自用、反复无常的。

面对这样一个“政治靠山”，屈原相信君主终会幡然醒悟，他选择了从一而忠，却得到了被抛弃而流放的下场。贵族出身，诗人身份的屈原，对世界有着自己艺术的封闭理解，并深深沉浸在自我的虚幻世界中，脱离实际的“上下求索”让他屡屡受挫，现实世界和自身思想的矛盾，让他压抑、恐惧，这些情感在他的诗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宣泄，但最终以投江这种极端的方式爆发了。

与屈原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相近的政治背景，相似的变法主张，而真正能游刃有余，千方百计施展政治抱负，取得巨大成功者，当是商鞅了。商鞅深谙清兮浊兮之理，因势利导之道，他知人性明天理，不教条懂变通，为达政治目的，他善权衡肯让步。几个事例就能说明商鞅与世推移而积极用世的高手。

离魏择秦。魏国宰相公叔座病重时对魏惠王说，公孙鞅（商鞅）有奇才，可以任用为宰相，如果不用，一定要杀了他，不能让他去别国。大将军庞涓也多次试探，最后软禁商鞅。在此期间，商鞅在蛰伏中规划自己的政治人生，对试探他的庞涓也是闪烁其词，隐藏才学，幸得魏惠王并不赏识他，才辗转来到秦国。

放弃爱情巩固地位。商鞅是商人之后，没有贵族血统和社会地位，虽然已经得到秦王的信任，但他深知，没有持久的支配性权力，是不能对抗秦国传统贵族势力，为巩固自己在变法中的权力和社会地位，商鞅不得不放弃了与白雪的爱情，而与秦孝公之妹嬴玉结婚。

变法思想和推行过程植根于对社会、对人性的深刻了解。商鞅深知秦国政治诟病和民间疾苦，因此，他的变法思想得到众多普通民众的支持，而终能富民强国，助大秦统一六国。此外，“徙木立信”的小伎俩，轻易地取得百姓信任；“释放人性”，让秦军变成人见人畏的虎狼之师；“阴谋必用阳谋治之”，充分体现了他政治斗争技艺的高超。

以死维护变法成果。秦孝公曾传位商鞅，而商鞅“辞不受”。商鞅是何等聪明的人，他变法得罪了那么多秦国老贵族，孝公一死，自己形单影只，这些老贵族必将反扑，自己难逃也一死。试想，如果商鞅接受王位，自己毕竟只是外人，反扑力量将会更大，自己一死是小，已经取得成果的变法也将夭折；而不接受王位，他作为新王秦惠王和老贵族的斗争焦点，也必将被秦王杀死，以得到贵族的支持，得到更多的权利，进一步巩固皇权。变法取得的效果，秦惠王是明白的，为了强国富民，图谋霸业，变法新政还将被继续推行。因此，以死维护变法成果是商鞅不得不做的最明智的选择。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在那样一个斗争激烈的年代，商鞅相比屈原，虽然都有一个悲惨的结局，但就处世而言，显然商鞅是成功的那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