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13年1月，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袁世凯刚就任不足一年，议会的大选正在紧张筹备，各党的竞争已经趋于白热化，亚洲第一共和国还没有从初出母体的惊悸中安静下来。一场影响深远的战事却在北疆的蒙古高原上爆发了：

一支蒙古军兵分四路，从外蒙古首府库伦出发南下，兵锋分别指向内蒙古和新疆。这是一支一万余人的部队，不但有着久已不复成军的蒙古骑兵，还装备着各种新式快枪、火炮。

自从1690年，准噶尔汗国可汗噶尔丹率准噶尔骑兵兵临乌兰布通，使得大清帝国的京师戒严，却在康熙皇帝的强力反击下铩羽而归后，曾经在历史上无数次上演的“胡马度阴山”，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记忆。

岂料，清朝刚灭亡，已经在佛教的香烟中沉睡了二百余年的蒙古人，用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让原本成为渔樵闲话的故事真实再现了。

事情还要从民国成立前开始说起。

1907年，著名的立宪派杨度，在《中国新报叙》一文中，曾大声疾呼：一旦推翻帝制，必然会出现“蒙回藏持民族主义者也，无欲与汉人同立于一国家一政府之下以为生活之心，则必乘此以解纽而各离立”的分裂局面。以此来反对革命之说。

杨度说的确实有一定道理，清朝对于边境各族的统治，其“名分”是很复杂的：

对于蒙古，通过消灭北元汗廷而继承元朝法统，被蒙古各部尊为“博格达汗”，并以会盟的形式，将之划为为自身服务的军事组织。对于西藏，继承元朝方式，一方面在形式上将土地人民以施主的名义赐给达赖与班禅两大活佛，另一方面则派驻驻藏大臣予以管理监督,这便是西藏所称的“供施关系”。对于新疆的回部，也就是维吾尔地区，则实行以伯克制为主，札萨克制和郡县制为辅的一区三制。扎萨克制是与蒙古相同，设置哈密回王等地方领主，伯克制隶属于伊犁将军等军府大臣，专管民政，虽然废除了世袭，但各地伯克常能任职终生，俨然一方土王,其权力的来源，便是皇帝的恩赐。

在杨度看来，清朝皇帝这些身份，共和后的政府是难以继承的，而蒙回藏各族还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根本无法与汉人一同“共和”，革命的结果，将是四分五裂，出现“汉蒙回藏分为四小国”的情况。

不过，杨度太过高看清朝的“凝聚力”了。虽然在法律、宗教、政治各方面有着看似精密的安排，但清朝毕竟是皇权专制帝国，维系广大版图主要靠的还是武力，是“以力不以德”的。一些被后世津津乐道的佳话，如“满蒙一家”，其实也只局限于蒙古之小部分，如科尔沁等部，联姻不断，血浓于水。而对于其他蒙古各部，无一不是铁血征服，还出现过在土默特“烧绝板升”（板升为蒙古语，意为城市），屠灭准噶尔，血洗青海诸部等“武功”。

待到王朝衰落，武力不足恃，而又在宗教、政治上有所偏颇，各族之离心便是题中应有之意。

1846年开始的新疆起义，结果导致浩罕汗国入侵，建立了“洪福汗国”，统治天山南北达十一年之久，虽有名将左宗棠将之攻灭，但也可看到清朝对于新疆之政策，早已瓦解。

而清朝末年，因为外患日炽，清朝皇室对蒙古王公和蒙藏僧侣集团的倚重和优待也日差一日，对黄教活佛日益怠慢，放垦蒙地，在四川藏区改土归流等等作为，已经将“协和万邦”的幻象自行破坏无余。

于是，在清朝生命地最后几年，除了因为阿古柏之乱而划为行省的新疆尚且能维持表面平静之外。蒙藏各地早已风起云涌。

在西藏，随着1903到1904年的英国第二次侵藏战争，清廷的软弱使得西藏僧俗对之彻底失望。在此之后，不过是“外示诚朴,阴实抗违”，十三世达赖喇嘛更已经开始独自在英、俄之间周旋。待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西藏噶厦政府更是立即划疆自保，1913年10月，将驻藏清军驱逐出境，成为实际独立之地。

蒙古地区比此尤甚，原本就被垄断贸易的山西商人用高利贷“套牢”，而自从放垦蒙地以来，上至王公、下至牧民，无不生计日蹙。规模不等的抗垦起义此起彼伏。而要说到争取独立，更是比西藏还早，清朝还未灭亡，便已经策划于密室，发难于基层了。

辛亥革命爆发于1911年10月，而早在三个月前，是年7月，以哲布尊丹巴八世为首的外蒙古活佛、王公，便在库伦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实行独立，并密派代表团往俄国寻求支持，获得沙俄政府“通过外交途经支持蒙人捍卫独立之愿望”的承诺。

武昌起义爆发后仅一个月，11月30日，外蒙古库伦政府便向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提出最后通牒，宣布“将蒙古全土自行保护，定为大蒙古独立帝国，公推哲布尊丹巴为大皇帝，不日登极”，要三多立刻出境。三多是个颟顸无能之辈，本就无意忠于职守，再加上朝廷此时早就大乱，根本不能指望，于是接到通牒便逃之夭夭。

12月16日，库伦独立集团正式宣布成立大蒙古国，以共戴为年号，奉哲布尊丹巴八世为“博格达汗”，这是当初蒙古各部尊奉给清太宗皇太极的称号，以此来宣布，清朝皇帝对蒙古统治已经终结。

1912年1月，乌里雅苏台将军奎芳弃城离境。是年8月，库伦武装占领科布多城。到1912年年底，库伦政权控制了唐努乌梁海之外的整个外蒙古地区。

若论人口和经济实力，外蒙古本不如内蒙古，为何“首义”却在外而非内？其原因甚为复杂：

按照清朝管理蒙古的盟旗制度，内蒙古分为六盟二十四部四十九旗，没有哪位王公可以有号召各旗的影响力。人口虽占蒙古人口三分之二强，但其地已经各族杂居，很多地方蒙古人已不占多数。且虽然黄教兴盛，但掌管内蒙古教权的章嘉活佛其法座是在青海，自己本身又是驻京四大活佛之一，并不常驻内蒙古，也就不可能拥有巨大的政教权威——无论从政治实力、民族主义还是宗教力量，内蒙古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核心。

而外蒙古，虽然只占蒙古人口不足三分之一，又被分为四盟四部八十六旗，且有清朝之驻库伦办事大臣全权管理监督。但终清一代，原有的土谢图、扎萨克图、车臣三大汗室仍被完整的保留了下来，而最高活佛哲布尊丹巴也具有宗教上的最高权威，且其一世、二世均转世于土谢图汗家族，即使从三世起均要从藏区转世，但以转世论而言，仍有着蒙古可汗的血统。再加上外蒙古地处偏远北疆，其他民族极少涉足，只有少量汉商行贾，民族构成也较为纯粹。

于是，外蒙古“当仁不让”，挑起了独立重任。

杨度的担心几乎成为现实，民国刚成立一年，原来清帝国的版图上，便出现了外蒙古和西藏两个实际独立地区，虽然没有“一分为四”，却是“一分为三”。不过，这岂是革命之过？不过是清朝的“遗产”，被民国无奈继承罢了。

西藏的噶厦政府虽然驱逐了内地驻军，但自知实力不足，对于青海、四川的藏区，便只能视之为化外之地。而库伦政府既然自称“大蒙古国”，便是有将“向系同族同宗”的所有蒙古地区纳入统治范围的心意，而不会仅局限于漠北一隅。

从宣布独立之日起，库伦政府便向内蒙古、新疆等地的蒙古各旗发出了统一蒙古的“谕令”，劝谕各旗“一体归顺”，并承诺只要归顺，王公沿袭原爵，俸禄不变，王公以下贵族晋升一级，普通民众所有捐税免除等等。

然而，虽然按照俄国出版的《蒙古人共和国通史》中所言，内蒙古相继有三十五旗响应或者支持独立，但实际情况远非这么简单。在武昌起义之后，众多蒙古王公，包括外蒙古车臣汗部郡王多尔济帕拉穆，还都在北京组成“蒙古王公联合会”，为保住大清帝国而积极奔走，并上书重新出山的总理大臣袁世凯，表示“于大皇帝无二心，于强邻无异志”，并说：“前此库伦所以宣言独立者，非叛大皇帝，亦非深识共和之意义为何物也。实以改为民主之讹传，恐失其统于一尊之效。”

他们不但宣称自己“于大皇帝无二心”，而且还为库伦政府辩解，说“非叛大皇帝”而是“恐失其统于一尊之效”。这不仅是表忠心，还露出了为难和彷徨：怎么做才对自己更有利，心里实在没有底。

于是，“博格达汗”谕令所到之处，内蒙古各地有的阳奉，如呼伦贝尔，有的阴违，如阿拉善、锡林郭勒，还有的断然拒绝如鄂尔多斯、察哈尔、土默特，并没有获得望风而从的预期效果。

宣谕既然不奏效，那只能用武力解决了，库伦政府决定，派兵“将内蒙古六盟二十四部一律荡平”！（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