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能够进入一所知名学府就读对于莘莘学子来说都是件值得期许的事情，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这些学府严谨的治学风范，更有可能是被其千百年所受文教之风滋养而散发的书香魅力所吸引……

秦汉之际，中原文化不断传入成都平原，蜀地政治、经济繁荣的同时，文化艺术也逐步兴盛。自西汉蜀郡太守文翁兴办石室以来，历朝历代盛行文教之风，正是因为对教育的重视，使得各朝官员把兴建书院、弘扬国学作为了任职期间最为重要的政绩之一。

中国的书院最早见于唐代，而成都自宋末以来，更是书院盛行。从两宋以来历经元明清三代，书院在培养人才等诸多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成都经济文化的繁荣和书院的昌盛，可以说是密切相关。石室中学的前身：文翁石室

石室中学的前身：文翁石室

西汉年间，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兴学弘儒，建立文翁石室，在中国开创了地方政府办学的先河。文翁石室是中国最早的地方官办学堂，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地方官办学校，它的故址就是现在文庙前街93号的石室中学。

文翁姓文，名党，字仲翁，庐江郡舒县（今安徽庐江）人。文翁自幼家贫，但是勤奋好学，胸怀大志。文翁饱读儒家经典，尤其精通《春秋》，为他进入仕途做好了思想和理论准备。西汉景帝末年（公元前145年），文翁被任命为蜀郡太守，担负起了治理蜀地的重任。

文翁初到蜀郡时，看到“蜀地辟陋，有蛮夷风”，于是力图改变这里的民风，让儒学之风进入蜀地。思量再三，他决定从教育入手。于是首先从自己的属吏中选定十余人来当学员，由他亲自授课，又将他们送往京城长安，让他们学习儒家经典、律令。为减轻郡府的费用，他还买来刀、布等蜀地名特产品，让学员转赠给京城的博士作为学费。有了这段经验，文翁决定正式开办中国第一个地方官办学校。

办学首先得有校舍。文翁因地制宜，用成都最常见的石头垒起了石屋，名曰“文学精舍”。因为讲堂全用石头建筑，故又称“石室”，史称“文翁石室”。文翁亲自兼任了学校的首任校长。

进入该校的学员不仅可以享受“除更徭”（免除徭役）的福利，成绩优异者将被委以“郡县吏”，即使稍逊者也被视为察举人才。每次出巡所辖县，文翁都选择品学兼优的学员同行，此举有两个目的：一是让学员开阔视野，增加阅历，增强处理政务的能力；二是为学校起到广告宣传作用，让百姓知晓这套教育新政。此招成效明显，据班固的《汉书》记载，民间“见而荣之，数年，争欲为学官弟子，富人至出钱以求之”。

在文翁的倡导下，儒学在蜀地以星火燎原之势迅速传播，并与蜀地的本土文化有机结合，使蜀文化成功转型，蜀人习俗也随之大变。班固在《汉书》里评价说：“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这一时期，从成都到京师留学的人，甚至比来自孔子故乡齐鲁大地的人还要多，人们把文翁石室比喻为岷山下的“稷下亭”。

康熙年间，四川按察使刘德芳在文翁石室建锦江书院，直至1902年四川总督岑春煊改之为成都师范学堂，3年后改为成都府中学堂，辛亥革命后改称成都联合中学。1940年2月，学校更名为四川省立成都石室中学。1952年9月，更名为成都第四中学，1983年4月恢复旧名——石室中学。

锦江书院图鹤山书院：藏书最丰的书院

鹤山书院位于蒲江，宋朝时由魏了翁创建，魏了翁在此讲学授徒，著书立说，确立学派，培养了众多人才，在四川及中国书院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当时的鹤山书院藏书十万卷，规模宏富，为宋代各书院之首。

清光绪魏公祠“学冠全川”匾 蒲江县文管所藏

魏了翁，邛州蒲江人，南宋著名理学家、大臣，是朱熹之后继承并发展朱子学的著名人物。他曾在四川等地为官，嘉熙元年（1237年），魏了翁去世，年六十。他诗文、书法尤佳，传世作品有《鹤山先生大全文集》一百〇九卷、《九经要义》二百六十三卷以及《周易集义》《易举隅》《周礼井田图说》《古今考》《经史杂抄》《师友雅言》等。

魏了翁传世墨迹《提刑提举帖》故宫博物馆藏

蒲江鹤山书院始建于嘉定二年（1209年），嘉定三年（1210年）建成。当时正值准备参加秋试的邛州学子没有讲习之所，于是魏了翁把他们作为书院的第一批学生，召来鹤山书院授业。鹤山书院开办的第一年就取得了考中“十而得八”的好成绩，其中包括考取第一即“解元”的王万里，被人们竞相称赞。秋试以后，魏了翁又招四方学者与之共学，各地学者慕名而来。之后鹤山书院声名渐赫，为了满足书院教学发展的需要，魏了翁在原来书院的基础上，进行了扩建，并将所得的10万藏书珍藏在书院的阁楼上，取《六经阁记》中的文字，称藏书楼为“尊经阁”。

魏了翁在记述扩建书院的经过时，称自己是“穷乡晚进”之人，虽然通过了科举，涉入官场，但过去所学未能尽信，所以请求免官回乡，退而聚友在书院藏修息游，与诸学者诵读经典之遗言以及朱熹的著作，随事省察，以求不失善良之本性和人的初心，“尚不虚筑室、贮书之意也”这就是魏了翁筑室藏书建书院讲学的目的。

魏了翁在此讲学十余年，“士争负笈从之”，并确立了以他为代表的鹤山学派。鹤山学派由魏了翁的家学和弟子组成，此派为学旁搜诸家，广取博收，以钻研儒家经典为主，融合朱熹、陆九渊两派学说，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

清光绪凤全题“理学名臣”匾 蒲江县文管所藏

清末民初，鹤山书院被改建为蒲江县高等小学堂，抗日名将革命烈士李家钰、著名化工专家杜长明博士、医学专家徐国熙博士等都先后在这里求学。1941年，改办为蒲江县县立初级中学校，1958年秋开始招收高中新生，逐步办成完全中学，1982年被命名为省首批重点中学。尊经书院：成都近现代文化根脉

成都自宋末以来书院盛行，到了明代只成都城内就已有子云、少陵、大益、浣花、墨池等书院，可惜的是明末全毁于战火之中。清朝初年，成都城市重建于草莽之中，百废待举，在重修城垣、桥梁解决当务之急的情况下，地方官也着手考虑重新恢复那些著名的书院。康熙年间，按察使刘德芳在孔庙西侧恢复了锦江书院（1704年）。随着成都经济逐渐繁荣，潜溪（1747年建于双流，1833年迁回成都）、芙蓉（1801年）、墨池（1821年）、少城（1871年）、尊经（1875年）、四川国学院（1910年）等书院相继恢复兴建。尤以尊经书院培养出的人才对成都近现代文化的影响既深且巨。

同治十三年（1874年），四川学政张之洞与总督吴棠奏准以石犀寺明代书院旧址建尊经书院。张之洞仿诂经精舍及学海堂的惯例，以经史词赋教诸生，引导诸生博览群书。19世纪80年代开始，书院成为四川改良主义思想传播的基地，著名学者廖平，“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第，辛亥革命的先烈彭家珍，新文化运动的干将吴虞以及张澜、吴玉章等均为院中高材。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宋育仁在成都尊经书院设立蜀学会，出版《蜀学报》，以“昌明蜀学”为口号，强调“实用”，刊登有关变法维新的内容。

光绪二十七年（1902年），在全国废书院、兴学堂的风气影响下，四川总督奉旨宣布将锦江、尊经书院与1896年成立的四川中西学堂合并为四川通省大学堂（稍后改称四川省城高等学堂），从而揭开了四川近代高等教育史上新的一页。以后，在它的基础上，先后设立了一系列新式高等专门学堂，并最终在1931年合并组建为当时西部地区唯一的国立大学——国立四川大学，即现四川大学的前身，这也是是传统书院与现代大学办学模式合一的高等学府。

从文翁兴学开始，成都办学热度有增无减，各州、郡、县三级官办学校齐备，且规模都较大，在全国都属罕见，巴蜀自此英贤辈出，成都文脉绵延数千年，正是成都崇文重教传统薪火相传的结果。

【文/图：赵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