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系军阀唐继尧成为西南王,源于一种生活必需品的控制权

北洋大时代道德篇(一百零七):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

宣统三年,初生的北洋除了百废待兴的乱局,更面对“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不过北洋军阀的老头子袁项城曾言:“除举债外,实无其他大宗收入,如有之,惟余盐一项而已。”所以食盐这种生活必需品,一直为北洋中枢所重视。不过盐税确实在赋税收入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一度属于翘楚的地位。以宣统三年为例,“田赋两千八百余万元,关税六千五百余万元,盐税却高达七千一百余万元”。所以“上自巡阅使、督军,下至旅师营长,苟有兵符在握,地盘割据,无不将所辖区域内之盐税予取予求”。在民国八年至民国十四年间,“滇、桂、川、黔等十一省截留盐税竟不下一亿一千万元”。

所以说盐税对军阀的崛起,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西南军阀中的混江龙唐继尧,也就借着这股东风,扶摇上青天。云南的岩盐资源分布极广,滇盐的发展历史悠久,汉代即已开采。历史上形成的三大井区,分别为滇中地区的黑井区、滇西地区白井区以及滇南地区的磨井区。云南的盐产量,也一直位居全国十大盐产区之列,以至清末即使是实力雄厚的川盐,在控制了黔岸后,入滇却遇到滇盐的激烈竞争。当时云南各井场产量为额盐三千余万斤,溢盐一千余万斤,漏板溢盐五百余万斤。盐税收入更是颇丰,仅以民国四年为例, “云南税赋收入为四百余万元,其中盐税收入为三百万元”,唐继尧为了扩充滇军的实力,还加重了滇盐的税率,由 “每百斤二元五角,涨为最高时为三元八角六分”。

其实,云南一开始为了打开滇盐的销路,采取冲击固定引岸的行动,终因云南盐井“地无舟车,全恃人力,煎无煤草,运费工本皆重”。结果在黔岸的竞争中“滇盐不仅惨败且一蹶不振”。民国二年,唐继尧督理云南之后,制定了许多有力措施,全面发起了对引岸制的冲击。一方面,通过增强滇盐产量、兴建公路改善运输条件及降低滇盐过境税,如“滇盐销兴义、盘县等每百斤比川盐要少数元”等办法来加强滇盐的竞争能力。另一方面,同川盐展开针锋相对的竞争,并拉拢黔系军阀共同排挤川盐行黔。四川向来有“天府之国”之美称,而川盐无论数量或质量都占领先地位,加上无论谁控制盐井,都是一本万利的事。因此唐继尧要问鼎中原,也决定从四川的盐井入手,首先从控制自流井开始。

最终,唐继尧派兵抢占自流井,是其入主四川的第一步棋。护国战争一结束,雄心勃勃的唐继尧不甘心做一省都督,试图借护国之机,首先控制贵州、四川,进而入主中原。当时唐继尧深刻认识到以偏居一隅、经济落后的云南作为其称雄的基础远远不够。但是如果把已驻扎在经济发达、便于控制的驻川滇军拒不撤回,并就地驻防筹饷,则为其野心的实现提供了可能。实际上,滇军控制自流井时期,正是唐继尧滇系军阀的极盛时期。 “唐继尧俨然以川、滇、黔、鄂、豫、陕、湘、闽八省联军总司令自居”,实力空前强大,一时也以“西南王”自居,而滇系军阀的强大,正是川盐和滇盐这一后盾有力支持的结果,一旦失去这一支持,处于鼎盛的唐继尧立刻江河日下,西南王的威风也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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