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金庸辞去香港《大公报》的职务，和中学同学沈宝新联手创办一份新的报纸——《明报》，短短二十几年后，1988年《明报》日销量就达到11万份，1989年跃升到18万份，十几万份的销量在大陆或许不算什么，但是在人口有限、报刊林立的香港，能取得如此成绩已实属不易（彼时香港中文报纸总销量也不过几十万份）。1990年明报集团盈利高达七千万元，1991年度甚至接近一亿元，《明报》的迅猛发展在香港报业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据介绍，时人想在《明报》上发表一篇作品非常难，所以即使稿费低廉，想要投稿的人仍然趋之若鹜。金庸先生曾经说过，没有人敢跟我提加稿费的事情，因为他们提了我就不用了，他们很害怕我不用。由此，金庸“吝啬”的名声从那时开始流传开来，后来他自己也解释过这件事，他说，“一个人加稿费，其他人也要加，几十篇稿子，一个月就是几千元钱”，办企业不是写小说，更不能像小说里主人公那般豪爽和任性，不按照办企业的方法方式管理，报纸早早就会垮掉了。

短短30年的时间，《明报》就从一份名不见经传的小报一跃跻身为香港最重要的也是最受知识分子尊敬的报纸，尤其是金庸主笔的《明报》社论影响很大，堪称一时舆论风向所在。《明报》的成功逆袭，直接证明了金庸是传媒史上最成功的报人之一，先生不仅仅是武侠小说界的翘楚，更是传媒界的大亨。

其实金庸晚年很少自诩为“小说家”，更多的时候都以“报人”自称，即便在94年离开《明报》后，在演讲中他也称自己为新闻工作者，一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纵观先生一生，手里紧握着两支笔：“一支写武侠，雕刻人生百态；一支写社论，道尽世间冷暖。”

2003年在凤凰卫视的一次人物专访中，许戈辉问金庸是怎么做到一边写风花雪月的感性小说，一边写严肃理性的报纸社论。金庸回答道，我当时每天写2000字，下午写小说，晚上半夜看过各种新闻报道后，开始写社论，数十年如一日。

金庸同时还透露，自己的记忆力很好，虽然谈不上过目不忘，但是十几年前看的书都还能记得，并谦虚地说道：“这个天赋，并不是自己（金庸）的好处，占父母亲遗传的便宜”。先生还说到，自己从小就喜欢看书，觉得读书是一种很大的乐趣，“因为喜欢读书，所以知识比较容易得到，而且不以为苦，觉得很快乐”，这或许就我一生最大的“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