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对于二战后的犹太人来说，美国是希望之乡。他们携带家眷远渡重样离开旧大陆、奔赴新大陆，相信自己能在这里开创新的生活。六十年代初，曾经禁止犹太人涉足的一些就业、教育、居住、会员组织等领域，开始向犹太人全面开放。犹太人开始被广泛、平等地接纳，不再单列出来特殊对待，而是成为白人群体的一部分。

但自由平等、多元共存的美国价值观，似乎在近些年变得岌岌可危。2018年10月，美国发生的犹太人枪击案，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关于反犹主义的大讨论。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这些年兴起了反犹主义？

2018年10月27日，匹兹堡生命树会堂发生枪击案，11人死亡。凶手是一名46岁的白人，长途货运司机。他在被捕时叫嚣：“这里所有的犹太人都得死！”事件引起世界范围内对反犹主义的大讨论。

不少人很自然会联想到特朗普的当选。他对白人至上主义充满纵容，甚至不吝赞赏，同时却对美国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束手无策，又肆意呼唤种族主义以自保，大大增加了美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风险。可以说，只要特朗普或者类似特朗普的人物在总统位置上，美国的反犹主义恶性事件只会越演越烈，不会戛然而止。

但在特朗普背后，是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特朗普是70年代末以来美国全球化、本土主义和白人至上召唤出来的恶之果。如果不警醒，历史总会一再重复。而我们不知道，犹太人是否会像历史上曾经无数次发生的那样，再次卷起铺盖，带上《圣经》，远赴另一个希望之乡。

撰文 | 唐茂琴

（波士顿大学博士）

1

“天呐，我的故事还没结束”

2009年四月，波士顿布鲁克林的犹太朋友桑妮雅邀请我去参加逾越节晚宴。她当时70多岁，是波士顿土生土长的犹太人。她先生亚伯拉罕略年长，从欧洲移民以色列，在以色列服过兵役，后移民美国。两人都是正统派犹太人，恪守饮食律法，说英语和希伯来语，看美国和以色列电视，对犹太传统、以色列和美国都有着深厚的感情。

那天，他们的欧式长餐桌两侧坐满了人，有两个不惑之年的儿子，桑妮雅的姐姐和其他客人们。桑妮雅的大儿子是伯克利大学教授，小儿子是记者。大儿媳也是大学教授，欧裔白人。两人结婚时曾遭到老夫妻激烈反对，因为女方是白人，天主教徒。后来女方让步，改宗犹太教，两人顺利结婚，育有一对可爱的儿女。

客人们中，除了我，基本上都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三位年过九十岁的老人。一位老夫人是桑妮雅的好朋友，天主教徒，白人，住在牛顿市中心，也是波士顿地区有名的犹太社区。在这个恪守犹太律法的逾越节晚宴上，这位天主教老太太爽朗风趣，从容不迫，优雅有礼。初来乍到的我有些震惊。一位天主教徒和一群犹太人，严格按照犹太律法过逾越节？竟然没有感到冒犯，还从容有礼？

另两位年过九十的老先生，是德国纳粹大屠杀幸存者。他们高大健壮，虽然有岁月的风霜，但已全然看不出大屠杀在他们身心上的伤痕了。他们回忆在德国遭受迫害的岁月，语气平淡，不急不缓。那惊心动魄的故事，仿佛是图书馆中一页发黄的纸。一位经历过集中营，被盟军所救；一位被一家善良的德国人藏在一个废弃的地窖，靠他们定期冒死送食物和水幸存下来。

就这样，一群不同族裔、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历史遭遇的人，因逾越节晚宴而在一起相聚，各自讲述着自己的故事。我有些恍然撞入不同历史画卷的感觉。交谈中，他们问了我关于开封犹太人的故事，对于开封犹太人不能进入北京犹太会堂过安息日感到不可思议；而我对正统派犹太人竟然邀请天主教徒参加逾越节晚宴也表示吃惊。桑妮雅说，这个时代已经很不同了，是她小时候无法想象的。她小时候，复活节的时候不敢上街，因为会有白人孩子在后面追着她喊：就是你们杀死了我们的神！她的先生、孩子们、天主教好友，纳粹大屠杀幸存者以及其他朋友们，都对这些年世界和美国的变化不禁唏嘘又庆幸：现在这个时代很不同了！

随后近十年，类似的一幕在生活中一再出现，我惊喜并也渐渐习惯了。我曾经被一家保守派犹太人邀请吃晚饭，一同受邀的还有一位中东来的穆斯林女生。大家在一起谈笑风生，非常融洽。在布鲁克林，我看到一家犹太会堂周六犹太人过安息日，周日则租给一家多族裔的英文基督教教会做礼拜。在剑桥，在波士顿，我看到很多非黑人教会上面插着“黑人的命也是命”以及支持同性恋婚姻的彩虹旗。我常常有一种奇异的感觉，真切地感受到美国自由平等多元共存的文明，真切地感受到美国是一个被祝福的宽容友好的国家。特朗普上台以及上台以来不断发生的仇恨事件都不能改变这一信念，认为那不过是偶发事件，不能改变美国的主流和方向。

发生枪击案件的犹太教堂

直到2018年10月27日，匹兹堡生命树会堂大屠杀。11人死亡；至少6人受伤，包括4位警员。凶手是罗伯特·鲍尔斯，46岁，白人，长途货运司机。他在被捕时叫嚣：“这里所有的犹太人都得死！”随后，在医院治疗时，他对警察抱怨说：“犹太人正在对我们的人民（白人）实施种族灭绝。”

据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称，这是美国历史上针对犹太人发动袭击造成死亡最多的一次。如果在2009年春天，我遇到的那两位大屠杀幸存者还健在的话，他们对此会作何感受呢？匹兹堡生命树会堂恰好有一位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名叫沙迈特，已经80岁，这次因为迟到4分钟而幸免于难。他的第一反应是：“天呐，我的故事还没有结束。”

匹兹堡另一家叫“和平之家会众（Congregation Beth Shalom）”的犹太会堂，也有一位纳粹大屠杀幸存者，摩西·托比，91岁。他表达了同样的震惊：“这种罪恶，让我想起纳粹大屠杀和人民怎么可以那么残忍，这个世界上，依然，有那么多罪恶。”

人生最荒诞的，莫过于黄粱一梦。从三四十年代德国纳粹大屠杀中幸存，在美国找到应许之地，在五六十年代亲见反犹主义浪潮消退，亲见犹太人迅速突破在宗教、教育、从业等各方面的歧视和障碍，长达半个世纪和美国各族裔共享繁荣进步和多元文明。然后，在风烛残年，一早醒来，满眼血污，恍若回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

在匹兹堡生命树会堂长大的霍华德·恩曼悲伤地承认：生命树会堂大屠杀，动摇了他对这个国家从小就形成的或许有些天真的信念。更多的美国犹太人，更多的美国各族裔的人，也从最后的幻觉中惊醒，开始重新审视美国，这究竟是怎么了？我们所珍重的、并理所当然的自由平等多元共存价值观崩塌了吗？美国犹太人和各族裔共享的黄金时代终结了吗？

2

在黄金时代的余荫下？

犹太人具有宗教性和民族性双重特质。一个人是否是犹太人，一般来说，或者根据他/她的母亲是否是犹太人，或者根据他/她的信仰是否是犹太教。在血缘上如果不是犹太人，可以通过学习和皈依程序而成为犹太人。因此，世界上有各种肤色的犹太人。美国犹太人的主体是来自东西欧。经过上千年的水土或血缘同化，肤色和相貌已经和欧洲白人相差无几，与中东表亲阿拉伯人反而相去甚远。

反犹主义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顽疾，似乎自从有了犹太人就有了反犹主义。反犹主义有其深刻的宗教、种族、经济、政治和社会原因。犹太人的存在，在西方社会代表他者的存在，代表社会异己者的存在。反犹主义的强弱，常常成为一个社会是否宽容、健康和良性发展的测试纸。因此，反犹主义在美国的悄然兴起，有其特殊的危机指标意义。

毋庸讳言，反犹主义从来就是美国的一部分。从殖民时代到独立之后，历经南北战争、二次大战、民权运动，一直到现在，尽管时强时弱，却如一股暗流，从来就没有从美国社会消失。诚如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大屠杀历史教授黛博拉·利普斯塔德所言：反犹主义就像潜伏的疱疹，压力一大就复发。

在历史上，一般有哪些压力触发反犹主义呢？经济危机、排外主义和犹太人口的增长。三者常常相辅相成。在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主要表现在经济危机、美国本土主义和犹太移民潮。在不同历史处境下，反犹主义因社会问题不同而呈现不同特点。

二战前，美国犹太人有三次大移民潮，先后为赛法迪犹太人（主要来自西班牙、葡萄牙）、德国犹太人、东欧犹太人（后两者一般称为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犹太人从欧洲移民美洲，跟欧洲对犹太人的迫害和战争密切相关。

1654年，老少23名赛法迪犹太人（一说12人，应该指有资格行宗教义务的成年男子数目）从巴西逃到北美大陆，居住在荷兰治下的新阿姆斯特丹（即后来的纽约）。犹太人为了躲避欧洲迫害，先到达西班牙、荷兰和葡萄牙在南美的殖民地，又为躲避天主教的迫害，从巴西逃到北美。至1776年独立战争时，犹太人移民已经达到2500人，宗教文化以赛法迪犹太人为主，但人口数量上阿什肯纳兹犹太人已经超过了赛法迪犹太人。

从1840年至1880年，大批德国阿什肯纳兹犹太人移民美国。1840年，美国犹太人口1.5万，1848年，激增到5万人，到1880年，已经高达25万，其中主要是德国犹太移民，讲德语。

1881年至一战前（1914年），约200万（一说300万）东欧阿史肯纳滋犹太人移民美国，他们主要是饱受沙皇迫害和贫困的东欧犹太人，讲意第绪语。1920年美国犹太总人口达到330-360万左右。

1900年前， 犹太人占美国总人口小于1%；至1930年，犹太人占美国总人口3.5%。而今，美国犹太人口716万，仅占美国人口不足2%。

在17、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反犹主义主要体现在宗教歧视和社会性歧视。但美国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多宗教、多族裔并存的社会，地广人稀，资源丰富，因此具体实施并不均衡。独立革命和《人权法案》的实施，进一步推动了犹太人享有完全的公民和政治平等权。而且犹太人在美国占的人口比例实在微不足道，反犹主义在美国的实际影响和同时期的欧洲不可同日而语。

值得一提的是，在历史上，美国的反犹主义，从来没有达到欧洲的广度和强度。美国几乎从来没有像欧洲那样，以国家或官方的名义，对犹太人整个群体进行大规模驱逐、迫害甚至屠杀。唯有一次例外。在内战时，格兰特将军曾发布十一号将军令，将犹太人驱逐出田纳西西部。但刚在一些镇上实施没多久，就被林肯总统以违宪为由废除。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J·杰罗姆·汉纳斯指出：格兰特十一号将军令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这是美国政府唯一一次公然进行的官方反犹主义行为。

1848年，对美国犹太人来说，是一个节点。从这年开始，美国犹太移民有了飞速增长，并继续加速膨胀。美国犹太人的增长，和欧洲密切相关。19世纪后半叶，欧洲官方实施的反犹主义加剧、经济危机不断发生、社会动荡不安和一次世界大战……于是，大批犹太人从德国、俄国和东欧其他地区逃到美国。犹太人口在美国的比例，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到二十世纪初的不足1%，再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3.5%。自由女神像底座上那首动人的诗歌，就是在此期间创作（1803年）并镌刻上的（1903年）：

将你疲倦的，可怜的，

瑟缩着的，渴望自由呼吸的民众，

将你海岸上被抛弃的不幸的人，交给我吧。

将那些无家可归的， 被暴风雨吹打得东摇西晃的人， 送给我吧，

我在金门旁高高地举起我的灯!

——埃玛·拉莎罗斯

对在欧洲饱受宗教歧视、种族迫害和战乱贫困的犹太人来说，美国简直就是应许之地，那流着牛奶和蜜的地方，那友好、自由、公正和富有的地方。他们想象着上帝如鹰，展开巨大的翅膀，驮他们飞到自由之乡。在美国已经扎根同化了的犹太人，也张开双臂，欢迎自己的同胞，帮助他们在新大陆安身立命。

如果说自由女神像标志着美国美好光明的一面，那么反犹主义则标志着美国罪恶黑暗的另一面。它在19世纪末兴起，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顶峰。如罪恶之城索多玛，许多自诩为“主人”的美国人并不欢迎这些困苦的犹太移民，甚至连他们已经扎根和同化的同胞也一同受到牵连。

从1848年开始，先是民间流行在报刊、文学、戏剧和流行文化中丑化犹太人，在现实生活中针对犹太人的人身攻击也频繁发生。他们不愿意收留那些“东欧垃圾”，害怕他们会给美国带来经济问题。1894年，以三位哈佛毕业生为首的社会精英们组建“ 限制移民同盟”（Immigration Restriction League），通过著作、报纸、杂志、演讲、宣传册等各种方式，影响社会舆论，宣扬新移民的危害。

美国20世纪初出现的经济危机，最终点燃了美国反犹主义的烈火。1907年银行业大恐慌，1929年经济大萧条。在经济危机时，社会的外来者和弱势群体最容易受到攻击，成为代罪羔羊。在欧洲大陆已经毫不新鲜的各种阴谋论被贩运过来，开始在美国传播：犹太人成为万恶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化身。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上至牧师考夫林，中至汽车大亨福特，下至3K党和纳粹分子，美国社会各阶层都将攻击目标对准了犹太人，认为犹太人正在危害美国，给他们带来了灾难。

知识精英、宗教精英、财富精英和底层民粹者，不约而同地联合起来，合力攻击犹太人，对民意、国家政策和社会产生了显著影响。1921年和1924年，美国通过限制移民法案，犹太人移民数量被限制，东欧犹太移民大大减少。1938年，民意调查显示，大约60%的人对犹太人印象不佳，41%的人认为犹太人权力过大。1939年，民意调查显示，53%的人相信犹太人不一样，该受到限制，只有39%的人认为犹太人应该被平等对待。20世纪上半叶，美国犹太人被禁止进入某些工作领域、居住区和社会组织，在学校入学名额和从事教育方面，有名额限制。

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经济危机令美国人（确切说昂格鲁撒克逊新教基督徒们）对犹太移民浪潮充满恐惧，并由此产生了不同阶层各种形态的本土主义。他们对已经移民美国的犹太人中伤、攻击和限制，对三四十年代从德国前来寻求庇护的犹太难民表现相当冷漠残酷，以至于美国在1939年竟然出现了拒绝运载着937名德国犹太难民“圣路易斯号”靠岸登陆的事件。“圣路易斯号”被迫返航，这些犹太人被安置在欧洲一些国家，部分在德国入侵时被捕，大约1/4死在集中营。在大屠杀期间，美国政府对德国犹太人救助也不力，甚至二战后，美国对德国犹太难民的接纳也是非常有限。

1939，圣路易斯号。

电影《苦海余生》（1976）剧照，基于1939年“圣路易斯号”犹太难民被拒绝靠岸登陆事件改编。

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反犹主义的坚冰终于被打破。随着战争的结束，对纳粹种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反思，美国经济强有力的发展，以及美国犹太人的积极推动，美国对犹太人的宗教和种族歧视开始消解。1954年，美国国会在向国旗的《效忠宣誓》中加入“在上帝之下”（under God），1956年，修改为“我们信靠上帝“（In God We Trust）。原本基督教新教独尊变成犹太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携手共进，从此三教并行成为美国社会喜闻乐见的常态。前马克思主义学者犹太人维尔·赫伯格将这一特别宗教现象生动地形容为“三教大熔炉”。1965年，梵二会议谴责了反犹主义和放弃了犹太人为耶稣基督受难负责的观念。从此犹太教和天主教正式开始寻求和解与和平对话，并带动了世界各大宗教间寻求多元共存的努力。

战后美国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和反战运动，促使美国加强了在联邦和各州的立法。1964年通过《民权法案》，旨在消除歧视，让不同族裔、不同肤色、不同宗教、不同性别和不同祖国国籍的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1965年，通过了《选举法案》，禁止在投票过程中出现种族歧视，确保了少数族群的投票权。在六十年代初，曾经禁止犹太人涉足的一些就业、教育、居住、会员组织等领域，开始向犹太人全面开放。犹太人开始被广泛、平等地接纳，不再单列出来特殊对待，而是成为白人群体的一部分。

二战结束后的两个十年，反诽谤联盟主席本杰明·爱泼斯坦称之为犹太人的“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奠定了美国多元文明的法治基础，是战后几十年美国社会蓬勃向上和充满希望的根基。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个黄金时代的余荫下。

但是，匹兹堡生命树会堂的屠杀在提醒我们：一度消退的反犹主义又回来了。

3

新反犹主义的来临？

美国犹太独立杂志《时刻》的主编娜汀·爱泼斯坦曾说：“2014年，《时刻》杂志在采访了从事反犹主义工作的大批学者和领导人后，最终得出一个结论：反犹主义依然存在，但主要是一个欧洲问题，在美国基本不是问题。”但是，她说：“四年之后，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上。在这个世界上，2016年一位总统候选人激起的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正在高涨。”

娜汀·爱泼斯坦提出了一个时间拐点：2016年；一位激发人物：特朗普。果真如此吗？

让我们先看看百年反犹主义暴力案件走向。

根据反诽谤联盟的声明，在匹兹堡会堂大屠杀之前，反犹主义最致命的记录是西雅图查尔斯·歌德马克律师灭门案。1985年圣诞夜，歌德马克律师一家四口在家中惨遭灭门。凶手大卫·赖斯，27岁，失业钢铁工人，在交代作案动机时，说歌德马克是犹太人和共产党。实际上，他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共产党。

《大西洋月刊》列了一个美国反犹主义百年暴力案件名单。自1913年起，犯罪者用炸药、枪支、铁器等针对犹太人和犹太社区的重大暴力案件，共发生了13起，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破坏和伤亡。从1985年至2018年，共发生8起，占总量的72.7%。近百年来，在反犹主义暴力案件中，共有25人遇难，20人受伤。其中，从1985年至2018年，有22人遇难，16人受伤，遇难者占总量88%，受伤者占80%。

除了匹兹堡会堂血案，最近一次血案发生在2014年，也就是《时刻》杂志做调查的那一年。著名的前3K党领袖弗雷泽·格伦·克罗斯，在堪萨斯欧弗兰帕克犹太社区中心和犹太退休社区，开枪射死三人。受害人是69岁的医生威廉·科尔波龙和他14岁的外孙里特·安德伍德，以及前来探望母亲的53岁的里特·安德伍德。他们都是基督徒，不是犹太人。可见，反犹主义暴力犯罪，虽然断断续续，但一直没有终止，甚至近30年来爆发频率和伤亡人数同時呈上升趋势。

2014年，前3K党领袖弗雷泽·格伦·克罗斯，在犹太社区开枪射死三人。上图为弗雷泽青年时代在3K党内演讲时行纳粹礼。

《大西洋月刊》反犹主义暴力案件名单显示，在1985年歌德马克律师灭门案之前，反犹主义暴力案件早在1977年起就开始频发。1977年的案件与上一次案件相差17年，与下一次仅差7年，而后，反犹主义暴力案件平均四年半发生一次，八十年代则集中爆发，从1984年到1986年，三年发生三次，共死6人。

据此，我们或许可以确认反犹主义复燃的拐点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也就是说，美国新反犹太主义的星星之火，早在七十年代末就被触发了。而我们一直昏睡在美国多元文明的后黄金时代中，虽然不断响起反犹主义枪声，我们却迟迟不肯醒来。

从19世纪后半叶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美国曾经甚嚣尘上的反犹主义，主要原因可概括为经济危机、本土主义和对犹太移民潮的恐惧。反犹主义在二战后迅速瓦解退潮，在70年代末又悄然开始，反犹主义暴力事件不断，终于酿成上周六举世震惊匹兹堡会堂大屠杀事件。那么，这股美国新反犹主义浪潮是如何造成的呢？70年代末以来，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70年代末以来，美国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经济危机频发、各种保守主义重返舞台、新移民大潮到来。与美国上次反犹主义背景似曾相识，又有不同。

01

经济全球化与绝望的锈带白人、萎缩的中产阶级

二战结束后，美国经历了空前的经济繁荣，经济、政治、军事稳居世界霸主地位。在五六十年代，政治上开始平权运动，经济领域开始施行分配改革，提高工人工资，改善社会福利，消灭贫穷，改变社会财富两极分化现象。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权利和利益得到有力保障，地位上升，而原先处于强势地位的白人、男性、资方地位相对下降。美国进入自由平等、多元共存的新文明时代。

但资本的逐利功能，要求降低成本。分配改革促使资本出走，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更廉价的原料、人才和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开始生产要素的重组与合作。在70年代，美国的制造业逐渐离开本土，转向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而本土经济开始向服务业和高科技行业转型。此后，经济全球化全面深入发展，成为美国也是世界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的大潮。

延伸阅读

《乡下人的悲歌》

作者: [美] J.D.万斯

译者: 刘晓同 / 庄逸抒

版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年4月

经济全球化改变了美国原先的生产结构，但分配方式却没有发生适当调整，于是社会财富迅速两极分化。一方面，美国资本出走，在全世界聚敛巨额财富；另一方面，美国本土留下了一个衰落的制造业体系，出现了大批被淘汰被遗弃的锈带白人蓝领群体和渐渐萎缩的中产阶级。也就是说，美国资本金蝉脱壳，大批传统制造业工人面临失业，人到中老年，接受社会救济，或者通过培训再就业。轰轰烈烈的平权运动和分配改革，让他们空欢喜了一场。

这些昔日以富裕自豪的白人蓝领，无论财力还是尊严，都急剧下滑，甚至难以养家糊口，难以支撑高额的医疗费和孩子的大学学费。很多人因失意绝望而酗酒、吸毒，精神沉沦，甚至走向极端。经济全球化，也带来了一个不断萎缩的中产阶级。一些下层中产落入低收入，一些中上层的中产也下滑，落入艰难挣扎只缴税却没福利的下层中产。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在大资本家手中，并通过各种手段合法避税。强大文明的美国赖以存在的纺锤形社会结构，已经变成了危险的金字塔结构。社会流动性降低，美国梦难以实现。《科学》杂志2017年的一篇论文发现，1940年代出生的美国人的收入流动率为90%，而1980年代出生的美国人的收入流动率却降到了50%。

02

基尼系数召唤着变革

社会财富的分配状况可以用家庭收入和家庭财富基尼系数表示，区间为0-1。基尼系数不仅反应财富分配的公正程度，也显示社会的稳定程度。0代表社会财富分配绝对平等，1代表社会财富分配绝对不平等。

家庭收入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超越此线，就表示社会分配两极分化，容易引起阶层对立和社会动荡。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无论美国两党如何争斗，如何轮流执政，无论美国经济危机，还是经济繁荣，美国家庭收入基尼系数从70年代末就直线上升，从中位0.34到1994年直达危险值，此后20多年一直居高不下，保持在危险值0.4以上。可见美国直线上升、富居高不下的基尼系数，是资本在全球合法谋求利益的“自然”结果，更是两党政客们在税收上纵容鼓励的结果。将近40年，华盛顿与华尔街关系越来越密切，全球化的繁荣悉数被最顶层的极少数富有者掠取。

家庭财富基尼系数的警戒线为0.59，跟遭遇国家破产的希腊财富基尼系数0.56相差无几。《安联全球财富报告2017》认为，美国的家庭财富基尼系数已高达0.81（2015年的报告为0.805）。华盛顿州立大学学者提姆· 科勒（Tim Kholer）表示，美国的财富基尼系数稳固在0.85，“很可能成为目前为止贫富差距最大的发达国家”。凯勒认为，美国基尼系数如果过高，要么正在召唤革命，要么正在导致国家破产。而两者，无疑都会招来暴力和社会动荡。

预算与政策优先事项中心（CBPP）对家庭收入的调查结果显示了美国经济全球化财富的流向和速度。收入排名前5%，前50%和最底层20%的家庭，在二战后至70年代，收入都稳定增长，增幅几乎同步。可是从70年代末开始，前5%的家庭收入增长迅速，而中产和底层收入增长几乎出现停滞，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调查结果显示，从70年代末，财富火箭式上升的是排名前1%的巨富家庭。虽然跌宕起伏，但始终远远高于后面99%的家庭。

雷 ·达里奥，全球最大对冲基金公司桥水协会（Bridgewater Association）创始人，去年在Linkedin上分享了一张美国家庭净资产图表，内容细思恐极。美国目前净资产排名前0.1%的家庭拥有和排名后90%的家庭几乎等值的净财富，贫富分化程度与美国二战前三四十年代接近，此时民粹主义活跃程度与当时接近。

03

经济危机的反犹规律？

自七十年代末，经济全球化在美国本土制造了一大批被淘汰的白人蓝领和被不断甩出去的中产，他们被美国资本和政客联手抛弃。而70年代以来不断发生的经济危机，使得他们脆弱的生存状况更加雪上加霜。许多人没有足够的财力，国家也不提供足够的社会保障制度帮助他们度过难关。艰难的生存环境，使得一些人失去理性，容易接受阴谋论，容易找他者和弱势群体当替罪羊，进行骚扰和暴力攻击。反犹主义，只是其中一种而已。

据《时代》周刊报道，美国20世纪共爆发了6次严重的经济危机，时间分别是：1929年，1973年，1981年，1987年，2001年和2008年。1929年大萧条前后，美国反犹主义正狂热。经历过二战和二战后的高速发展与繁荣后，美国从70年代开始爆发新的经济危机。截止到现在，新的经济危机共五次，与我们观察到的反犹主义暴力案件爆发时间和频率基本吻合。美国反犹主义，正是在70年代末死灰复燃，爆发频率和伤亡人数也呈上升趋势。

犹太人成为白人至上者们的攻击对象，与一些白人原本就有的对外来者的恐惧和犹太人战后社会地位的升迁有关。19世纪末犹太移民如潮水涌入的时候，白人们害怕犹太人和他们争夺资源和岗位，在财富与权力顶端取而代之。反犹主义在20年代经济大萧条前后达到高峰，以法律方式削减犹太移民名额和禁止他们从事某些职业。二战结束后，因为平权运动，犹太人就业方面的禁区以法律的形式被打破，大部分跃身成为中产阶级，很多在华尔街任职，有的成为巨富。犹太人虽然人口少，只占美国人口不足2%，但职业大部分分布在银行、律师、医生和学者，极少从事蓝领工作。

因此，当美国经济全球化开始后，犹太人很少成为受害者，反而大多成为获益者，在经济、政治地位上都有大幅度提升。与此相反，从事制造业的蓝领白人们，很多因经济全球化面临失业，在贫困线上挣扎，仿佛他们曾经对犹太移民的恐惧变成了现实。2017年，当白人民族主义者们在夏洛茨维尔游行示威时，有人重复着当年喊过的口号：“犹太人绝不会取代我们！”

早在2015年，《时代》就提醒大家：经济学家们预测，美国的下一次经济危机可能随时爆发。而匹兹堡生命树会堂大屠杀，是否是美国政治经济深层病变的预兆？更严重的经济危机，更激烈的种族主义、民粹主义正肩并肩走在路上吗？

04

对新移民大潮的恐惧

1965年开始，美国见证了新的移民大潮。这次不是受东西欧国家种族主义政策迫害的犹太人，而是政治、经济不发达地区的知识精英、底层劳动者，或战乱地区的难民被富庶、多元、自由的灯塔国吸引。美国战后的平权运动、分配改革和移民改革也给他们带来了希望。在1965年，非美国本土出生的公民只有960万，至2015年则有4500万，非美国本土出生的公民占公民总数的比例由4.8%飙升至14%，峰值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反犹主义高涨时惊人相近。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目前新移民中以拉丁裔数量最多，以亚裔增长最快。如果不加以干预，到2065年，亚裔将成为新移民中数量最多的族裔，占新移民总量38%，这或许也可以解释特朗普为何要在墨西哥修墙和设法减少华人移民数量。

新移民中，包括知识精英、普通劳动力和难民。在经济全球化中没有分享红利反受其害的美国公民，对新移民并不欢迎。知识精英们从事着需要良好教育和高科技训练的工作，轻松进入中产阶级。而普通劳动力和难民，常常做着廉价劳动力工作，并接受美国的福利救济。他们使得美国的国内市场更丰富多元，但被本土主义者们攻击，认为外来移民使得本土白人公民失去工作机会，还不得不支付更多的税收，为外来移民买单，而且拉高了美国的犯罪率。尽管早有调查结果显示，这些看法是站不住脚的。新移民是美国市场不可获取的良性补充，他们做出的巨大贡献远远大于负面影响。

但为何这次犹太人没有出现移民大潮，却也因为移民潮问题而被仇恨呢？主要原因在于，很多美国犹太人因为自己的历史遭遇，乐于促进少数族裔的平等权利，乐于帮助新移民在美国安居乐业，甚至乐于庇护难民，帮助他们在美国生活下来。

为此，他们很多个人和会堂或者捐钱，或者成立组织，为新移民定居做一些非常实际的工作。比如，收到邮包炸弹的犹太富翁索罗斯，和遭遇大屠杀的匹兹堡生命树会堂，都被反犹主义者怀疑援助大篷车难民，要威胁到美国本土白人的生存。

05

保守主义的兴起和阴谋论的肆虐

70年代，美国各种保守主义卷土重来，在教会、政治、经济、媒体（特别是非主流媒体）、学术、生活中逐渐扩张力量，特别在福音派教会、共和党以及社交媒体、网络媒体中影响力巨大。70年代重新兴起的保守主义，作为过去几十年自由主义文化的反动和纠偏出现，终于，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促成了美国反犹主义复发。

反犹主义，素来有宗教歧视、种族歧视两条腿支撑。因为战后对德国纳粹种族主义的反思，平权运动奠定的不同宗教、不同族裔间的平等，以及梵二会议开启的宗教间的和解，以宗教为借口的歧视和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失去了市场。种族歧视，需要以更隐秘、更隐晦的或者更冠冕堂皇的面目出现。

70年代，新保守主义、宗教保守主义、政治保守主义等各式保守主义粉墨登场。保守主义者们依然基本尊重自由、民主、平等等价值观，但是坚决反对进步主义，试图以强硬地姿态矫正自由主义泛滥给美国文化、宗教和政治带来的危害。

他们积极行动，在政治上，投靠共和党；在宗教上，热情宣扬、扩张福音派教会；在经济上，呼吁“小政府、自由市场”；在文化上，主张回到白人、男性、基督教主导的道德传统，抨击美国多元文化是搞相对主义和逆向歧视。他们迅速占领了共和党和教会两大阵营，获得了共和党政治精英和很多普通白人民众的支持，深合铁锈带文化教育水平不高又陷入经济困境的白人蓝领们的胃口。

党派、教会、白人和威权传统，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合流。保守主义以道德、文化保守换取了众多白人基督教信徒的支持，但是他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理念，却恰恰是支持自由的资本继续聚敛财富，支持政府不要用高税收干涉分配，让处于困境的白人蓝领们和其他有需要的人得不到应有的帮助。

在传播过程中，保守主义常常表现出反智主义和无理性，表现出对传统权威的亲近，为一些极端右翼出现提供了合适的氛围、灵感和语言。70年代，3K党和新纳粹等极端右翼，也以保守主义的名义复活，以白人至上为诉求，把暴力捍卫白人的生存权为自己的神圣职责。保守主义者们对种族主义非但没有坚决谴责，而且常常用“狗哨”语言暗通款曲、遥相呼应。保守主义政客们如里根和特朗普在争取选票的时候尤其精于此道。1984年里根竞选时用的电视广告“美利坚之晨”展现出一番欣欣向荣的美国晨景，但出境的全是美国乡村和城郊的白人，没有一个少数族裔。特朗普在大选前夕，和南方福音派领袖们会谈时，一句“我尊重生命”，对方立刻就心领神会。至于他“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口号，更是3K党熟悉的语言，唤起了3K党和新纳粹的呼应。

另类右翼则不满主流保守主义的言行，另辟蹊径，要建立白人的民族。他们在自媒体、社交媒体和他们的刊物网站上聚集，攻击正规媒体，传播耸人听闻的谣言，破坏社会精英和正规媒体的信誉，激发对其他族裔和其他宗教信仰者的仇恨。黑人、穆斯林一度成为他们肆意攻击的对象。国师班农常年担任执行总裁的布莱巴特（Breitbart）就是另类右翼的主要媒体之一，充满各种不实报道、耸人听闻的新闻和极右评论，是特朗普父子喜欢获取“真实”新闻消息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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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匹兹堡大屠杀之前，针对犹太人的暴力案件就已经不断出现，至于普通的仇恨言论、涂鸦和谣言、阴谋等，在反犹太联盟和《时刻》杂志的即时记录上已经多如牛毛。在2016-2017学年，美国校园中白人至上主义宣传事件共165起，2017-2018学年增长到了292起，增长率77%。从2017年1月到2018年1月，推特上的涉及反犹的极端主义言论有多达420万条。Gab.com则是一家对言论不加任何审查的自由社交网站，深受白人至上者喜爱，在上面任意散布和传播各种仇恨言论、阴谋论和谣言。Gab也是匹兹堡犹太会堂大屠杀的凶手经常光顾的地方。而特朗普，从来就没有正面谴责过白人至上者们。匹兹堡会堂的大屠杀，更像是一个按照事物运行轨迹必然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偶然。

06

作为异数的特朗普

这次美国新反犹主义的一个异数，就是特朗普。特朗普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不是美国的病因，而是美国病灶的外部表现之一。在特朗普之前，大约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伴随着美国经济的全球化，美国经济政治肌体就已经染病，至今已是积重难返。30多年来，两党精英都束手无策，或者随波逐流，或者甘愿与华尔街沆瀣一气。美国被资本和政客抛弃的白人蓝领和普通中产，已经对共和党民主党都失去了信心，给特朗普上台以可乘之机。但特朗普不是他们期盼的妙手回春的救世主，而是真正给他们带来麻烦的无知无畏者。

特朗普本身认同白人至上，使用3K党的语言（比如“美国第一”），身为总统却不断煽动和呼唤种族主义，为博取基本盘的支持，却导致美国各族裔的撕裂和伤害。种族主义一旦呼唤出来，看似呼风唤雨，却必将失控，全盘皆殇，包括白人在内，无一族裔是安全的。

美国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跟纳粹时的德国不同，从来没有一种整齐划一的意识形态，也从来没有军令如山倒的领袖，充满了各种不同的极端和各种可能的偶发性，无人可以掌控自如。比如，特朗普、班农和一些犹太极右翼的如意算盘是建立犹太基督教白人联盟，可是特朗普上台后却发生了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最血腥的反犹主义大屠杀。

白人至上主义者以为杀死犹太人就是拯救他们的人民，可是，1985年，遇害的歌德马克律师一家，却根本不是凶手认为的犹太人，也不是共产主义者。2014年，3K党前头目在犹太社区杀死的那三个人，也都不是犹太人，而是他自以为犯险相救的自己人。

4

欢迎来到真实的世界：美国反犹主义的复归？

波士顿大学凯茨教授曾经是犹太神秘主义专家，早在十几年前，他就把研究和教学重心转移到了犹太大屠杀领域。当时，我们认为那个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而且绝不会在美国这样的希望之乡重演。他却说：“如果不警醒，历史总是在不断重复。”匹兹堡生命树会堂血案发生的时候，他正在俄国参加一个关于大屠杀的会议。

如果上帝还在的话，匹兹堡大屠杀是上帝以11位犹太人的鲜血，向美国各族裔发出警告：美国，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自由平等、多元共存的价值观念，在白人至上冲击下，已经岌岌可危。11位无辜犹太人的鲜血在呼喊：醒醒吧，种族主义已经归来！

近40年来，美国的全球化和保守主义思潮完美结合，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资本在全世界赚取财富，以华盛顿为标志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共同保驾护航，以白人福音派为代表的保守主义为其洗地麻醉甚至转嫁替罪羊……这种财富精英、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共谋的美国生产和分配结构固若金汤，难以撼动。虽然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两极分化，基尼系数二十多年处于危险值，但却动不得，动不了。

在这期间，保守主义、极端右翼已经积蓄了几十年力量，成功地启动了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把全球化带来的分配问题转嫁给了外来移民和少数族裔头上。美国关于社会财富分配制度的改革，无论能否启动，针对少数族裔包括反犹主义的暴力事件，都在所难免。美国社会撕裂对立会愈演越烈，直到分配改革成功实现，确立更合理的新的生产、分配方式，然后进入下一个更公正的真正自由平等、多元共存的黄金时代。当然，也可能这个转型失败。

特朗普是70年代末以来美国全球化、本土主义和白人至上召唤出来的恶之果。他对美国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束手无策，又肆意呼唤种族主义以自保，大大增加了美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风险。特朗普所处的位置，让他的言行都具有相当大的破坏性。他对白人至上主义的欣赏和纵容，已经使得这些极端组织从阴暗处公然走出来，大规模地公开聚会和游行示威。这种情况，只有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民粹主义和种族主义猖獗的时候才会出现。只要特朗普或者类似特朗普的人物在总统位置上，美国的反犹主义恶性事件只会越演越烈，不会戛然而止。

如果未来美国没有出现解决美国社会财富分配问题的人物与团队，不能解决美国的公正问题，不能将业已对立的失意的美国白人和在平权运动全球化中获利的少数族裔团结起来，我们所珍重的自由平等多元共存的美国价值观将危在旦夕，美国独霸世界的强盛也终究会风打雨吹去。至于反犹主义，作为理念，必然还会存在于美国白人至上者那里，而实际上，不知道犹太人是否会像历史上曾经无数次发生的那样，再次卷起铺盖，带上《圣经》，远赴另一个希望之乡。

欢迎来到一个真实的世界。有些冰冷，有些恐惧，但至少，我们可以面对真实的问题。而且，还没有到最坏的时候。我们必须得明白，他们，这些白人至上主义者，或者这些白人民族主义者，几十年来沦为全球化的牺牲品，是资本和政客共同的弃儿，也是受威权传统和阴谋论所愚弄的可怜儿。他们，不是恶魔，也不是敌人，正如这些外来移民、难民和少数族裔、犹太人，既不是恶魔，不是敌人一样。他们都曾经或者正在为自己和家人，也为美国的繁荣做出过贡献，正如《独立宣言》所说，都生而平等，都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自由平等、多元共存的美国价值观，虽然已经岌岌可危，可是依然值得我们再次全力以赴去争取。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撰文：唐茂琴；编辑：萧轶；走走；寇淮禹。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