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历史上，万历帝朱翊钧是最具争议性的皇帝之一。他在位48年，其中竟有将近30年不上朝，消极罢工的程度实在令人发指。以至于史学家赵翼评价：“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

史学家孟森将万历皇帝则为“醉梦之期”，说万历帝的特点是“怠于临朝，勇于敛财，不郊不庙不朝者三十年，与外廷隔绝”。

在怠政期间，万历对于所有国家事务采取的办法，是不管，不管，还是不管，彻底“罢工”。

朝中任何部门、任何官员的奏章呈上去后，结果总是永无结果。大学士李廷桂因病要告假还乡，连续上了一百二十次辞呈，都得不到批复，只好不辞而别。他走了，皇帝也不过问，整个朝廷不仅停摆了，而且变得残缺不全。

依照旧制，给事中（谏官）应有五十余人，御史百余人，这时给事中只剩下四人，十三道监察御史只剩五人。六个部的尚书侍郎只剩下四人。都御史八年空着不补人，各地总督巡抚，同样缺了就不补。文武候选官几千人，因为吏部、兵部没人用印画押，无法领凭上任，只好困在京里，求爷爷告奶奶也无人过问。

囚犯们在监狱里，一关十几二十年，都没人来问过一句话。

皇子皇孙也同样遭罪。按规定，他们生下来得由朝廷赐名，婚嫁得朝廷核准。由于礼部积压不办，有的人头发白了还没结婚，有的人死了还没个名字。

混乱到这个程度，这个政权不完蛋才怪。从这个角度考虑，万历当然应当受到谴责。那么，他到底是出于一种什么心理，罢工罢了将近三十年呢？

《明史》说，万历是一个“性歧嶷”即幼年就很聪慧的孩子。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用了不少文字叙述这位皇帝在登基之后如何显示出他的早熟和聪明，努力学习，关心民膜，励精图治，认真处理各项事务。

其中一段写的是万历十三年（1855年）他步行祈雨的情况。因为亢旱，河流见底，万历极为焦虑。他要求全体官员同他一起徒步赴十里外的天坛圜丘去求雨。他不搞天子平时出行时的戒严、“除道”那一套，于是小民们得以亲眼目睹了同群臣一起赶路的万岁爷，无不为之感动。仪式结束后，万历拒绝坐轿，仍和百官步行回宫。祈雨属于迷信，雨是祈不来的；但是，就那么巧，万历祈雨后不到一个月，老天竟下了两天雨。

既然万历心智没问题，还曾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做过点事儿。为什么万历竟把皇帝的职责置之不顾，无聊得在太监宫女们掷银为戏呢？

其实根源还出在立储这个问题上。按规矩，皇太子首先应当是皇后的儿子，如果皇后没有儿子，就应当立嫔妃们所生的长子为太子。万历的皇后没有儿子，因此，按习惯应当立恭妃王氏生的皇长子为太子；可是，王氏本来是万历母亲慈圣太后跟前的宫女，偶然被万历“幸”了而有孕在身。万历其实并不喜欢她。他喜欢的是虽不美貌，但聪明机警，喜欢读书，意志坚决的郑氏。他们俩精神一致，难舍难分。但郑氏所生的儿子却排行老三。这就发生了选择上的严重矛盾。

朝廷里许多读圣贤书，坚决按圣贤传的教导办事的官员，就像几百年后某些人为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而誓死捍卫一样，都为此事紧盯着万历。

万历册封郑氏为皇贵妃就有人提出异议，认为最合适当贵妃的是皇长子的母亲恭妃王氏。郑氏当了贵妃之后，众官员又一再地逼万历立皇长子为太子。

在这场谁当接班人的斗争中，万历非常生气，但是伦理道德却站在他的对立面。他找不出也没有什么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帮他找出什么站得住的理由，来排斥皇长子让皇三子当太子。拖来拖去并发了几次怒火之后，他只好违心地宣布立皇长子为太子。

他输了。尽管他是皇帝，他说的话是谁也违抗不得的圣旨；但是，他却不得不被那些他痛恨的死守义理、“讪君卖直”的“臭老九”们牵着鼻子走，服从那不合人情也未必于事有益的纲纪教条。

懊丧的他，于是用相当于罢工的怠荒办法来消极对抗。有历史学家怀疑他已染上了抽鸦片的嗜好，若果真如此，估计也是出于他对受制于廷臣的一种消极反抗。

如果以现代人的思维来考虑，如果从谁当接班人对国家、对人民有利出发，挑选最合适的皇子当太子是最好的。但是，在清朝以前的皇权专制社会，这种做法是有违纲纪伦常的（只有后来的清朝破了此例）。为了避免残酷的夺权斗争，只好定出这样一个白痴也可能当上皇帝的死规矩。

万历也只好在这个僵化的公式前老老实实就范。这是历史悲剧，也是万历的悲剧。

万历时期的暴政之一是由宦官管理开矿和负责征收赋税。这些坏蛋的贪污敲诈等等暴行弄得民怨沸腾，愤起抗争。

对此，万历当然不可能一无所知。一次，他病重了，对深夜被召入深宫吩咐后事的沈一贯说，要停止这件老百姓痛恨的开矿收税，并亲笔写了一张谕旨交给沈一贯。可是，第二天病见好了，他就立马收回原来的承诺。这或许只是他铁了心，要跟那些让他不能顺遂己意立皇太子的官员们过不去。一天不闭眼，他就坚持多捣乱一天。

事实证明，朝臣们拼命强迫万历承认的皇太子朱常洛，并不是一位英明的皇帝。这位三十四岁接班的明光宗（年号泰昌），只当了30天皇帝，就因身体本来虚弱，加上服用“仙方”红丸，暴毙而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