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荃(1624——1684), 字贞蕤，号绎堂、充斋，江苏华亭(今上海)人。顺治九年(1652)进士授编修。顺治十三年(1656)选试翰林官外转时，出为大梁道副使，后迁按察使。康熙六年(1667)授直隶通蓟道。康熙九年1670)特旨绍对，奉皇帝命作各体书，称旨语以原品内用。第一年投侍讲，值南书房。再迁侍读充日讲起居注官。累迁国子监祭酒少詹事詹事。康熙二十三年(1684)卒于官，谥文恪。

作为明代著名书家沈粲的后人，沈荃的书法是承自家学的。沈荃能获此殊荣，足见在此之前，其书法已具有很高声誉，而在此之后.其身价更是扶摇直上。沈荃的书法风格秀美精致，从轻盈飘逸的用笔到优雅匀称的结体，都与其乡前辈董其昌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一点，与其同时的论书者多已指明。沈荃的价值在于,他把董其昌的风格和技法忠实完整地传人清朝，并利用自己的声誉和影响力，使董书征服了刚刚熟悉汉文化的满族统治者。

因此，清代书家梁峋在归纳董其昌书风在明清之际的延续时，将沈荃列为关键环节这是颇有见地的。从这点上看，比基生前的荣耀远远超过了赵孟期与董其昌。遗憾的是，沈茶的格法却始终没有能够跳出董书的樊篱而自立门户，只是一位董其昌书风的维承和追随者，其身后的评价及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则远不能与赵、董相提并论。

孙岳颁(1639——1708)，字雲船，号树峰，江苏吴县人。 康照二十年(1682)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兼管国子监条酒事。孙岳颁的书法紧紧追随董其昌，其行书从用笔的圆转流丽，结字的空灵秀逸，直到章法的疏朗萧散，甚至字与字之间的牵连映带，都亦步亦趋，堪称绝似。在沈荃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去世后，孙岳頒很快顶替了沈荃在康熙心目中的位置。孙岳颁以其炉火纯青的学董功夫获得康熙的信任和器重，不仅让他担任了奉旨纂辑《佩文斋书画谱》的总裁官,而且每逢有御制碑文，也多命孙岳颁挥毫书写。

高士奇字澹人， 号江村、竹窗、瓶庐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他年轻时移居北京,就学于国子监，曾参加乡试以监生充书写序班，后得到满族大臣明珠的推荐，供奉内廷。因其书法工整秀丽,深受康熙帝宠信,被召人值南书房，书写谕旨，并授予官职，官至詹事府少詹事。高士奇性情乖巧机敏，凡事先揣测康熙的想法，然后再投其所好,因此总能符合圣意，备受信任。

高士奇的书法以小楷见长。其小楷点画工整娴熟，圆洁温润，结体方正停匀，秀媚疏朗，风格在欧阳询与虞世南之间，与其早年充当书写小吏的身份十分相符。康熙看中其书法而委以抄写谕旨的职务，也可以说是用其所长。至于高士奇的行书，亦从董其昌人手，圆润流畅而缺少生气与个性。若论模仿之功，尚不及沈荃、孙岳颁等人。

陈邦彦(1678——1752),字世南， 号春晖、匏庐， 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进士,官至礼部侍郎。他的书法以学董其昌能得其神髓而著称，康熙帝极其欣赏。直到乾隆帝即位后，仍命其缮写御制诗，而且将内府书籍、秘殿珍藏交给他管理，“宠遇之隆时无两...书名倾动寰宇，夷酋土司，金憐玉嶙，咸欲邀公尺幅以为家宝”,以至当时即有伪作赝品流传。又由于他学董书能得其神髓,故其所作还往往被人裁掉名款，充作董书谋利，由此可知当时董书受推崇的程度.亦可见陈邦彦在当时特别是在朝廷中名气之大。

查异(1650——1707)，字仲韦，又字汉中，号声山，浙江海宁人。康熙二十七年(1688)进士， 累官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讲学，人值南书房。由当时名门望族明清之际著名学者查继佐诗人查慎行等皆出此门。查异为查慎行族子，以书法鸣于时。据说他参加殿试时，开始因书法精到而被定为状元，后因其族叔在嗣韩兼擅《五经》，成绩突出，被拔至鼎甲,查异遂名列二等。查异中进士后,其书法亦得到康熙帝赏识,在当时也是名噪一时的大名家。查异的书法以董其昌为依傍，亦步亦趋,深得董书飘逸秀润之致。其用笔突出轻重波挑变化，如轻歌曼舞，婉转流畅。

从这些书法家作品中可以感觉到，作者对董氏书法从技法到意韵都经历了长期的浸淫和刻意的揣摩，与当时的其他书家相比，在继承董书风格笔法上，显得更加纯熟和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