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春秋时代两大霸主晋国与楚国百年争霸史上的三大决定性战役，除了城濮之战、鄢陵之战多少还有些知名度，但作为标志楚国称霸中原的伟大战役，发生于公元前597年的邲之战却鲜有人问津。

晋楚邲之战的起因是公元前597年的春季，楚庄王熊侣亲提锐旅北上讨伐晋的同盟郑国。郑国夹在晋、楚之间，两头挨砖，受尽了夹板窝囊气。但总体来看，由于郑距离晋近，而离楚远，所以郑经常骑在晋国的墙头上观风景。从地缘战略上看，郑正处在晋与楚的战略边缘地带，晋得郑，则晋可饮马汉江；楚得郑，则楚可饮马黄河，战略地位相当于南北朝时的徐州，极为重要。郑国倒戈晋国，就是楚国最大的威胁，而熊侣要北上争霸，就必须迈过郑国这道门槛。

郑国在军事上不是楚的对手，楚军仅用了三个月，就迫使郑襄公姬坚牵羊出降。郑国的投降，之于楚国的意义就相当于吴三桂以山海关投降清军，中原从此洞开。楚国以郑为战略跳板，随时可以杀过黄河北岸，这是晋国万万不能承受的巨大的战略代价。对于楚国的战略野心和军事实力，晋国方面是心知肚明的，即使楚军不过黄河，仅在郑国驻军，就足以威胁到晋国的南线河防。为什么在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饮马鸭绿江时，中国不得不出兵援救朝鲜，道理就在这里。晋国派出以荀林父为首的豪华阵容，战略目的也很清晰，就是将楚从郑国地盘上赶出去，帮助郑复国。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晋军的行动似乎比较缓慢，等郑襄公苦撑了三个月降楚时，晋军居然没有丝毫动静。问题可能出在主帅荀林父身上，作为晋国头牌人物，他的战略大局观却经常出现短路。

比如在晋军得知郑已经降楚之后的前线军事会议上，荀林父居然动了撤军的心思，丝毫不顾及楚得郑后对于晋造成的战略威胁。他的理由是“姬坚投降了熊侣，我们还打个毛！不如等到楚从郑撤军后再尾袭楚军，必能得利”。上军主帅、名将士会的脑袋也被驴踢了，非常认同荀林父的主张，随后摇头晃脑地说了一大通理由，无非是楚王熊侣得人心，善选贤才，百姓拥戴，人皆愿效死力，把熊侣吹上了天。大战在即，两大名将临场下了软蛋，这让血气方刚的中军副帅先縠极为不满。楚人得郑后，在晋国南线进一步压缩了晋国的战略生存空间，一旦楚人大举渡过黄河，后果是什么，谁都清楚。在各方的压力之下，荀林父不得不违心做出了一个让大多数人接受的决定——率军南渡黄河，与楚军决战。

楚国在逼郑投降之后，并没有过河与晋军决战的战略考量，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熊侣派出主力部队驻扎在郔（今河南郑州北），准备到黄河南岸转一圈后就返回楚国。最为搞笑的是，当听说晋军主力已经渡过黄河时，一向以铁血大王面目示人的熊侣居然吓得胆战心惊，卷起铺盖准备逃窜回国，贤相孙叔敖也持相同的观点。倒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弄臣伍参，看到楚王这副熊样，不禁怒从胆边生，指着熊侣的鼻子一通臭骂，说大王临阵脱逃，将成为江湖上的笑柄，以后楚国颜面何存？随后伍参给熊侣分析晋军的弱点，此时正是楚国难得的歼灭晋国主力的绝佳机会。熊侣被伍参骂得下不来台，只好一咬牙，下令三军调头北向，准备与晋军决战。

伍参没有说错，晋军前线高层四分五裂，各说各话心思完全拧不到一处。自晋襄公姬欢早逝之后，晋国的争霸势头明显放慢，主要原因还是出在内部。以赵盾为代表的卿权和以晋灵公姬夷皋为代表的君权展开了残酷的权力厮杀，虽然赵盾最终获胜，但君权和卿权的分裂已成事实。等到晋景公姬獳即位以后，赵氏的势力虽然还有余威，但中军执政大权已经落入荀林父之手。各派山头争权夺利，比如赵氏和栾氏、卻氏向来不合拍。

这次邲之战，身为军执政的荀林父避免与楚决战，赵氏则极力要求开战，原因就在于荀林父担心万一败给楚国会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地位，而赵括、赵同则希望通过战胜强大的楚国来恢复赵氏的政治地位。巨大的权力内耗肯定会严重影响到晋国的政治团结和对军队的指挥权，这次晋军在邲的惨败也说明了一个真理：一个统治集团内部四分五裂，是不可能打败强大外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