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天津教案的谣言有关系吗？曾国藩为什么会给皇上写家书？--粉丝服务平台-粉丝头条-fensifuwu.com

曾国藩与天津教案的谣言有关系吗？曾国藩为什么会给皇上写家书？

历史 11-20 来源：语文360

导读：当年晚春，一则沸沸扬扬的传闻在天津附近不断扩散：天津地方已先后有几百名幼童失踪;这些幼童，大多被法国传教士收买的人贩子诱拐;每诱拐一名儿童，人贩子可得到五两银子，而法国传教士可以幼童的眼睛、心肝为原料，配制西洋药方……

1870年7月2日，农历六月初四，在保定署衙，曾国藩留下了他生平第二份遗嘱。他说，他行将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他说，“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恐致激起大变”;并表示，“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但自从咸丰三年组建湘军以来，他就誓死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

这一年，59岁的曾国藩右眼失明、肝病日重，眩晕病症又进一步地折磨着他。5月16日，他的日记记载，“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5月21日，他乞假一月，开始卧床调养。然而，6月23日，就是他续假一月的奏折刚刚抵达北京时，朝廷以“曾国藩精神如可支持”的婉转口气，让他前赴天津，接手那块烫手山芋。

和朝廷谕旨同日抵达的，还有来自江西，他为自己做棺材订购的建昌花板。这个巧合让曾国藩心有戚戚，他预感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为此，在调阅津案文牍、与幕僚反复商议之余，他开始以平淡、略显悲凉的心境，细细交代着自己的一应后事。

他说，此行若死，灵柩应归湘安葬，“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他说，他的历年奏折、生平文章，可留给后代子孙观览，但“不可发刻送人”，因为“刻出适以彰其陋耳”。

对于身后诸事，他孙和遥远湖南乡下的那个庞大家族。

7月8日，农历六月初十，曾国藩抵达天津。而仅仅十几天以后，7月21日，他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不仅在天津激起了口诛笔伐，并且使全国舆论为之哗然。一时之间，“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在“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氛围中，“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国闻周报》，第6卷第83期)……

天津教案——让曾国藩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

那么，这份引发了轩然大波、让曾国藩“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的奏折，究竟写了些什么呢?

在这份奏折的开篇，曾国藩分析了教案的由来。当年晚春，一则沸沸扬扬的传闻在天津附近不断扩散：天津地方已先后有几百名幼童失踪;这些幼童，大多被法国传教士收买的人贩子诱拐;每诱拐一名儿童，人贩子可得到五两银子，而法国传教士可以幼童的眼睛、心肝为原料，配制西洋药方……后来，在写给国务卿斐士的一封信中，美国驻华公使镂斐迪也描述了传闻的盛况：“这种风闻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地，不仅在天津，而且在它周围许多英里的范围内，为老百姓所普遍相信”(《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

对此，曾国藩认为，该传闻“全系谣传”、“毫无实据”。他说，来到天津后，他细细查问了几百名拦轿递禀者，挖眼剖心有何实据?结果“无一能指实者”;他也逐一讯问了河楼教堂的150余名中国教民，“均称习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养，并无被拐情节”。更重要的是，抵达天津十几天以来，“亦无一遗失幼孩之家控告有案者”……

也就是说，传闻的任何一个环节，从幼童失踪、人贩诱拐到“挖眼剖心”，都是不折不扣的谣言。如果说，这个论断已经让全国舆论“坚不肯信”的话，那么，对教案的导火索，那个叫武兰珍的人贩子的讯问，更让人觉得语焉不详，曾国藩混淆是非、吃里扒外。

6月18日，天津桃花口居民抓获了一名叫武兰珍的人贩子;由于传闻沸腾，民间组织“水火会”对他进行了刑讯逼供。严刑拷打之下，武兰珍供认，他是受河楼教堂王三的指派，前来诱拐儿童的。

正是武兰珍的口供，引发了6月21日的教堂取证，并进而引发了教案。然而，曾国藩强调，河楼教堂并没有叫王三的教民;教堂对质那天，在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县令刘杰的敦促下，武兰珍也不能指认出任何一个教民的名字。他由此认为，武兰珍纯属屈打成招、信口攀附;而他自己的日记也记载，在武兰珍的身上，他发现了“跪伤”、“棒伤”和“踢伤”。

换而言之，在曾国藩看来，直到教案爆发的那天上午，法国人都没有什么理屈之处。他为此写道，“仁慈堂之设，其初意亦与育婴堂、养济堂略同，专以收恤穷民为主，每年所费银两甚多。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者也”……

那么，对直接导致教案的丰大业“对官放枪”事件，曾国藩又是怎么看的呢?

6月21日，张光藻等地方官提带武兰珍教堂对质时，教堂外已聚集了几百名“水火会”成员。当天下午，人越聚越多，不知道由谁挑头，有人开始向教堂内的教民投掷石子，抛掷瓦片。这些石子和瓦片，激怒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他怒气冲冲地闯进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署衙，要求派兵弹压;而当崇厚担心激起民变、只肯派出两名巡捕时，这个文明的绅士、资深的外交官翻脸了。后来，崇厚这样回顾丰大业的风度和武功：“神气凶悍，腰间带有洋枪二杆，后跟一外国人，手持利刃。……(崇厚)告以有话细谈，该领事左宗棠，也毫不客气地致书斥骂他。后来，曾国藩也以“物论沸腾，至使人不忍闻”的话语，表达了自己的懊悔。

但，举国声讨之际，几乎没有人注意到，在朝廷将这份奏折发抄朝野时，有意删去了曾国藩为天津绅民辩护的五个“致疑点”。

交困

五个“致疑点”，不仅解释了谣言愈传愈盛、天津绅民“积疑生愤”的缘由，而且折射了交汇之初、东西方风俗与文化的巨大隔阂。曾国藩谈到，西式建筑均设有地窖，这些地窖，不过用来隔潮、储放煤炭，但由于不是本地匠人建造，以讹传讹，天津绅民渐渐相信，“地窖深邃，各幼孩幽闭其中”。

对天主教信仰的无法理解、“不可理喻”，更导致了众多疑点的出现。以前任江西进贤县令魏席珍之女贺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清史稿·曾国藩传》)的当代圣贤，朝廷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就不能不谈到那个年仅35岁，但异常工于心计的女人。几乎是教案刚刚爆发，慈禧太后就下定了息事宁人、维持和局的决心。但她不愿表明自己的意图，不愿为此招来骂名;为此，6月23日，在派遣曾国藩前往天津处置教案的谕旨里，她这样表达自己的态度：“持平办理”、“顺舆情而维大局”。

她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在“战”、“和”两难，“论理”与“论势”者相持不下的情况下，所谓“顺舆情”和“维大局”，是不可克服的矛盾，是无法平衡的冲突。几乎是教案刚刚爆发，以奕、宝鋆、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官员，即决心和平结案、维持大局，为此他们强调，“津民无端杀法国人，真是借端抢掠”;而以奕譞、李鸿藻、“清流”势力为主的守旧派官员，则认为“民心尤不可失”。他们甚至主张，借舆论沸腾、“民气大张”的势头，与洋人们决一死战，彻底驱逐西方、天主教势力于国门之外……

她迟迟不肯表态;甚至，在7月25日《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北京、朝廷又一次进行大辩论时，她还欲擒故纵地表示，“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这一天，在传达给曾国藩的又一道谕旨里，她再次强调那如同冰与火不可兼容的两个立场：“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

她不仅要把这块烫手山芋，彻底扔给曾国藩;她还要曾国藩为她承担起“理”、“势”对立，“战”、“和”两难的代价。为此，她将那份奏折发抄朝野、公诸天下，这么一来，汹汹民心、滔滔舆论，自然会将矛头对准曾国藩;她甚至一不做二不休，删去了曾国藩为天津绅民辩护的五个“致疑点”。这也不是什么洋务运动的兴起，她又有意地培植起一批守旧士大夫，形成“清流”势力，以避免东南督抚的成为国家与社会主导力量……

无力回天

在天津教案的处置中，他的一系列手笔都让参与斡旋的总税务司罗伯特·赫德感到难以置信。后来，赫德以一长串刺耳的词汇评价曾国藩，“优柔寡断”、“被评价过高的人物”、“与他的崇高声望名不副实”、“才能不过平庸而已”……一句话，在赫德看来，曾国藩老朽而昏聩，他对外部的世界一无所知。

比如惩治凶犯。7月17日，法国驻华公使罗淑亚抵达天津，与曾国藩会晤。在厚葬死者、重修教堂、追究地方官责任的要求面前，他均无异议。但他强调，在确认凶手方面，该案有其特殊性，“常例群殴毙命，以最后下手伤重者当其重罪。此案则当时群忿齐发，聚若云屯，去如鸟散，断不能判其孰先孰后，孰致命，孰不致命”……

他由此提出了一个让罗淑亚、让罗伯特·赫德目瞪口呆的意见：他说，“拟一命抵一命”，既然洋人被殴毙命20人，那么，中国官府也处决20名案犯好了。

这种东方式的自我惩罚，让人想起广漠乡土里的宗族械斗。对此，罗伯特·赫德谈到，他“似乎是在一个祠堂里和另一个族长对话”。

又比如地方官的追究。初晤罗淑亚时，曾国藩日记记载，“辞气尚属平善”、“无十分桀骜要挟之象”。然而，仅仅两天以后，因为英国公使威妥玛的上下其手，罗淑亚骤然翻脸，他要求赔银50万两、处决全部凶手，并处死天津知府张光藻、天津知县刘杰和直隶提督陈国瑞。他并诉诸以战争威胁：倘若十日内不予回复的话，“已驶抵红海的法国第三舰队，以及已启航的英国加尔各答舰队，将炸平天津，进攻紫禁城”(莫尔斯·巴劳，《中华帝国国际关系》)……

对此，除了就事论事，曾国藩什么也不答应：他同意将张光藻和刘杰“交部议处”，但这只因为教案前夕，他们曾张贴布告，宣称有两名人贩子“受人嘱托”、从而助长了谣言的可信度;他们应为此负责。但他们的刑罚不应该是杀头。曾国藩说，倘若法国人进一步逼迫他，他将“惟守死以持之”……

又何止于此?10月5日，当张光藻、刘杰被发配到黑龙江“效力赎罪”时，曾国藩先是让幕僚赠银三千两;此后，他又多方张罗，筹集了一万两银子，以安顿他们的家属。据说，在他们前往满洲前夕，曾国藩与他们促膝长谈，而他们也不怨恨曾国藩……

更加让人目瞪口呆的，还在后头呢!9月18日，在判决冯瘸子等15名案犯后，曾国藩急急奏报，其中一个叫“穆巴”的案犯，系属误判，“(但)又抓获范永一犯，自承杀人……以范永替穆巴”;而10月19日，当20名案犯在天津被集体处决后，曾国藩或担心其中必有冤枉，或多少产生了怜悯之心，他决定赔付每家抚恤银五百两……

凡此种种，无不让赫德觉得他面对的是“一块古老世纪的活化石”、“有着一种令人窒息的霉烂味道”。那么，赫德知道么?那个右眼微眯、精神委顿的老人，不仅是传统社会的“最后一个圣贤”，他还是西方物器的最初引进者。在那个华洋杂处、两种文明初遭遇的年份，他绾接了二者，并成为后来渐行渐远、圆明园时，他“为之悲泣，不知所以为计”;《北京条约》签订后，他“阅之不觉呜咽”。次年秋天，他的日记记载，“四更成眠，五更复起，念(夷人)纵横中原……为之忧悸”(《曾国藩日记》，咸丰十一年十月初三日)。

又何止是他?这一年，胡林翼视师安庆，为西洋轮船而“中途呕血、几至坠马”;据说，临死之前，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天要变了”;而十几年以后，他的学生李鸿章则以“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描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夷祸……

随即，他驻节东南、应酬洋场。在这里，他目睹了光怪陆离而又自成一体的西方情态：不仅西洋开花大炮让他“惊心动魄”，上海失陷期间，洋人曾“代收”关税七十余万两，此时如数交还，这个手笔让他大为感慨。他说，“彼虽商贾之国，而颇有君子之行”;他说，“诸夷不知三纲而尚知一信”。

他由此开始迥异于前代圣贤的生涯：他设立安庆军械所、创办上海机器局、翻译多种西方书籍、派遣幼童“出洋学艺”……他希望以西洋的技术，护卫他所热爱的文明;他说，“师夷智以造船制炮，尤可期永远之利”;他甚至产生了“海上争雄之志”，他说，“未敢遽问梁启超的“变亦变、不变亦变”，则说出了这段历史的关键……

曾国藩利用皇帝给他的军饷，很快在湘乡建立了一支纪律严明敢打硬仗的军队。不过，自军队组建之日起，曾国藩就养成了一种写家书的习惯。无论工作多么忙，战争多么惨苦，环境多么恶劣，他都勤笔不辍，一天也不间断。有一次，他的军队就扎住在湖南湘乡老家，军营距离他的父母兄弟不过六七里路。可是，他忙完一天的工作，还要在灯下给父亲写信。妻子不解地问：“你有什么话，骑着马一袋烟的功夫就到家了，何必要写信呢？”曾国藩看着一脸疑惑的妻子，笑而不答。他写好家书，装进信封，让手下的人送到驿站，通过官府驿道寄回老家。

朝中的大臣们担心曾国藩会叛逆朝廷，便向咸丰皇帝上奏折，建议削减曾国藩的军权。咸丰皇帝笑道：“曾国藩是一位有勇无谋胸无大志的草莽英雄，不足为患！”大臣们不解，还要誓死进谏。咸丰皇帝便拿出几封曾国藩写给父亲兄弟子女外甥的家书，在金銮殿读了起来。曾国藩的家书上，写的全是要养猪、种菜、教育子女的琐事，就连家中的老母猪生了几个猪娃，长势如何，也要不厌其烦地写进去。咸丰皇帝说：“只想着小家庭的曾国藩，怎么会想到谋反呢？”大臣们一听，心中的顾虑就消失了。

可是，曾国藩的家书怎么会到了咸丰皇帝的手里呢？原来，清朝的特务机构非常盛行，遍布全国各地。大臣们的一言一行洪秀全领导了农民起义军。曾国藩进了天京城，烧杀抢夺，大饱私囊。他把太平天国的所有财宝吞为私有，可以说是“金银如海，百货充盈”。咸丰皇帝坐不住了。他独自感叹说：“这个只懂种菜养猪的曾国藩胃口怎么这么大呢？送走了半个洪秀全，却来了一个更强大的曾国藩呀！”。功高盖主必引祸端。咸丰皇帝已经计划着要除掉曾国藩了。

曾国藩当然懂得“敌国破，功臣亡”的道理。他适时给弟弟修家书一封。家书中赋诗一首：“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诗中说，我的办公桌上，左边放着皇帝的嘉奖，右边放着别人告我的信函。人生既不能有了功就慈禧太后掌权。曾国藩故伎重演，依靠家书取得了慈禧太后的信任。他的官位一升再升，从两江总督到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一直到封为一等毅勇侯。

1872年3月，曾国藩无病而终。曾国藩死后，家人把他的家书整理出来，总共有1500余封。现在，流传下来的有300余封。这些家书被后人看作是治家教子的法宝。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这些家书是曾国藩故意写给皇帝看的，它们不仅为曾国藩的升迁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曾经多次救了曾国藩的命！

岁暮杂感十首

【原文】

高嵋山下是侬家，岁岁年年斗物华。

老柏有情还忆我，天桃无语自开花。

几回南国思红豆，曾记西风院碧纱。

最是故园难忘处，待等亭畔路三叉。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高嵋山下是侬家，岁岁年年斗物华。

老柏有情还忆我，夭桃无语自开花。

几回南国思红豆，曾记西风浣碧纱。

最是故园难忘处，待莺亭畔路三叉。

注释

①侬：我。

②物华：自然景物。

③夭桃：出自《诗·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后以“夭桃”称艳丽的桃花。

【作品鉴赏】

《岁暮杂感十首》通过描写故园万物竞绿，一派生机的景象，表达了作者年轻有为勇闯前程的豪气和自信

最富表现力的词是“斗”字。一个“斗”字，不仅突出了故园万物竞绿，一派生机的景象，而且表现了作者年轻有为、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诗中的故园是明丽的：耸立洒脱的高嵋山，精巧别致的待莺亭，不乏绿意的老柏，灼灼其华的夭桃。诗中的乡人是勤朴的：或红豆相思，或碧水浣纱，三叉路上，更是樵来耕往。诗歌不仅抒写乡思，而且也隐含着作者勇闯前程的豪气和自信。

作者介绍

曾国藩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汉族，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七十世孙。中国近代政治家、战略家、理学家、文学家，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与胡林翼并称曾胡，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

曾国藩出生于晚清一个地主家庭，自幼勤奋好学，6岁入塾读书。8岁能读四书、诵五经，14岁能读《周礼》《史记》文选。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与大学士倭仁、徽宁道何桂珍等为密友，以“实学”相砥砺。太平天国运动时，曾国藩组建湘军，力挽狂澜，经过多年鏖战后攻灭太平天国。

曾国藩一生奉行为政以耐烦为第一要义，主张凡事要勤俭廉劳，不可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礼治为先，以忠谋政，在官场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曾国藩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曾国藩的倡议下，建造了中国第一艘轮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学堂，印刷翻译了第一批西方书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可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建设的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