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到17世纪，世界历史出现了一次大变局，史称“大航海时代”。

向东，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开辟了通往印度和中国的新航路；向西，哥伦布越过大西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还有麦哲伦，更是完成了环球航行的壮举。人类的视野，扩展到了整个地球。

大航海时代，似乎都是西方人出境，中国置身事外了吗？当然没有。

著名历史学者樊树志说，当时的明朝，也在经历一场大变局，并且对以后的中华历史影响深远。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他在《晚明大变局》这本书里提到的两个大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海禁政策。

大航海冲击着大明帝国的旧秩序，首当其冲的便是实行了两百多年的海禁政策。

晚明海禁，不和外邦做生意。海禁施行之后，东南沿海倒是出现了一群倭寇，而且屡禁不止，嘉靖年间达到顶峰。

明明海禁了，怎么倭寇反而愈演愈烈呢？细究起来，这里面的事儿挺有意思的。

我们知道，大明朝实行“朝贡贸易”，有很多南方小国向明朝政府进贡，拿来一些木材、香料，大明朝则回赠以精美的丝绸、瓷器和茶叶。

这些小国把明朝的货物转卖到西洋，利润有上百倍！只是交易额很小，远远满足不了国际市场的需求。

明朝一海禁，卖到西方的丝绸、瓷器更少了。再加上大航海时代，西方人在美洲开掘了大量的银矿、金矿，现在不一样了，人家有钱，有很多的钱。

有钱就要花啊，不管你那丝绸、瓷器多贵，我就是要买。

回来再看看大明朝，相当一部分老百姓是不愿意海禁的。

为什么呢？人家农闲了，可以做做丝绸、烧烧瓷器，卖到海外去，不愁销路，算是一笔重要的收入。

可是现在海禁了，以前能卖出去的，现在不行了，少了收入，有时候就得挨饿。

情况清楚了，这一头是旺盛的购买力，那一头是过剩的劳动力，按理说，它们合作的可能是很高的。

明着不让做生意，暗的就来了。走私渐渐出现，而且愈演愈烈，据说，当地老百姓又能干活儿挣钱了，而且收入比以前多了不少。

这些走私者，大部分是中国人，称为“剧贼”，剧贼跟倭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有的剧贼雇倭寇当保镖或者水手，有的倭寇自己也做走私的生意。没错儿，很多人知道倭寇是一群打家劫舍的贼人，但也有和走私生意牵扯在一起的倭寇，而且数量还不少。

为什么说倭寇屡禁不止呢？很大原因是，这些以走私为生的“剧贼”，连带着相当一部分倭寇，是当地经济不可缺少的一环。

换句话说，他们是有群众基础的，当然不好消灭。

还有一件事儿挺有意思，眼看东南沿海的倭寇日益猖獗，大明朝派军出征，清剿倭寇。

军中规定说：兵士斩杀一名真倭寇，可以连升三级，获赏银一百五十两。这个奖励很丰厚了。

接下来就精彩了，有的官兵明明杀的“剧贼”，是中国人，为了多领奖赏，硬是谎报倭寇，反正外表也看不出什么区别。

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晚明军队的腐败，已经到了何种程度。

到了隆庆元年，也就是1567年，大明朝廷终于开放了海禁，源头疏通了，倭寇之乱渐渐平息。

接下来看第二个大变化，发生在文化方面。

明朝晚期，很多西洋传教士前来传教。1582年，利玛窦来到中国，开始了传教生涯。

在这个人身上，我们能看到东西方文化交融和冲突的痕迹。

利玛窦并不是第一个来中国的传教士，他也有前辈，前辈给他留下了一条宝贵经验，那就是天主教中国化。

利玛窦先是剃去头发，穿上僧服，再和明朝官员打交道。后来接受了明朝士人的建议，脱去僧服，换上儒服。

他甚至违反了教规，以《圣经》附会“四书五经”，博得中国士大夫的好感。

不只表面功夫做得好，利玛窦在内涵上也相当使劲儿。他埋头钻研儒家经典，水平颇高，不少士大夫尊称他为“西儒利氏”。

据说利玛窦送过皇帝一座钟表，皇帝非常喜欢，还说钟表比刻漏准时多了。

利玛窦一时间成为京城红人，顺利地建立起北京第一座教堂。

不止如此，利玛窦还向大臣们赠送了很多礼物，比如当时最完整的世界地图。

利玛窦的世界地图，给当时的人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在世界地图中，天朝大国不过是地球的一小部分，而且地球还是圆的，这大大开拓了士大夫阶层的眼界。

不过，利玛窦也作了一些迁就，中国向来以“天下之中”自居，为了迎合这个传统，他把地图上的子午线移动了170度，使中国正好出现在《坤舆万国全图》的中央。

论实打实的贡献，利玛窦也有，那就是历法。

他和明代科学家徐光启一同修改了大明历法，这是中国古代最后一次校准历法。

徐光启受利玛窦启发，甚至向崇祯皇帝提议，在紫禁城建立一座科学院，可惜这时候，明朝末年的战火，已经烧起来了。

公元1644年，清朝入关，海禁政策再次施行。

等下一次开放海禁，已是两百年之后，英国人的坚船利炮开到了大清朝的海岸线上，迫使清朝签订条约，开放通商口岸。

这本书的作者樊树志，之所以提出晚明也有大变局，并不是故意耸人听闻。

他希望人们放宽视野，回过头去看一看晚明的巨变，不单单是为了了解明清的更替，对于梳理整个中国近代史，都有莫大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