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馆阁体作为书法领城内的大支脉，虽有其自成格局的技法特征和审美要求，但其本身也包含着两个组成部分:一部分即是前面所讲翰林院及其他部门官吏所使用的特殊风格，其中技艺高超者往往得到皇帝的赏识。他们的作品不仅限于楷书，也有行书甚至草书。除书写制谐奏折和抄录书籍外,还经常为皇家创作作品，与皇帝切磋书艺，教导皇子学习书法或为皇帝代笔作书。因此其作品很多被装裱张在宫廷和皇家园林建筑中作为装饰。这类作品风格统一,代表了皇家的审美取向和欣赏口味,可以说是馆阁体书法的主流和典型面貌。

另一部分则是在馆阁体风格影响下，士子考生用以参加科举考试的应试书法。这种应试之书虽是小楷书体,但因其应用最广泛，社会基础也最深厚，故而与书法风气的联系也最为直接和紧密。在这种氛围中，清代的小楷水平得到普遍的重视和提高除了专擅此道的书法家外，一般文人学者也大都能写一手工整娟秀的小楷书,以至于在整个清代很难找出卓然突出、以此名家的人来。同时，一些古代小楷作品备受重视,传播广泛，发挥了明显的作用。清代前期,学习小楷者多以《黄庭经》《乐毅论》及《曹娥诔辞》等为范本,尤其是有一件曾为董其昌收藏、海宁陈氏刻人《渤海藏真帖》的唐人书《灵飞经》十分著名。首先董其昌将《灵飞经》定为锺绍京所书，其次除《渤海藏真帖》外又有其他多种翻刻本，流传既广且久,另外再加上这卷写经的书法的确是非常的道劲精妙，所以很多科考士子都把它作为小楷范本,甚至朝廷卷折也深受感染。《灵飞经》的持久名声几乎与整个清代科举考试相始终。在其影响下,清代中期陆续发现的《律藏经》善见律》等唐人写经也大受推崇，名重一时。直到包世臣力倡北碑以后，这种风气才相对减弱。

清代中期馆体书家的学书门径和基础渊源虽各不相同，但最终的形式特点和风格而目基本都以子昂为归宿，这是由于弘历对赵书的喜欢所决定的。乾嘉时期的文人士大夫学习楷书大都从唐碑人手，然而不管是宗欧宗颜还是宗柳最后都会被纳到赵子昂的饱满圆洞和匀称流畅的笼罩之中这种被称为“颜底赵面”或“欧底赵面”的书法面貌在当时的文人和官僚书法中是十分普遍的，大凡经过科举考试进人仕途的人，除了在书法方面下过特殊功夫并有意避开时风者外,都能写一手方正、光洁和整齐的馆阁体。即使是不以馆阁体著名的书法名家，因受时尚风气的熏陶，其书法也往往带有或多或少的馆阁气味。

清代馆阁体书法作为一种实用价值很大的书法种类,其风尚流变基本与帖学书法相一致。继康熙年间崇尚董其昌以后，乾隆、嘉庆时期多以赵子昂为宗法。此外，欧阳询和颜真卿的楷书在这一时期也比较流行。道光年间，盛行欧体，“欧底赵面”之字风靡一时。不单是翰林院中人人争相摹习，许多官僚显贵家中也都雇有书手，多者达一二十人。遇有长丽或奏折需要抄写时，预先算好字数，分头缮录。且技艺精准水平整齐，放笔直书不用衬格。写成后合在一起，十数人所抄如出一手，他人莫辨。当时擅长这种风格的郭尚先名重一时。更有徐恩庄为此中能手，自成一家，时人纷纷效法并传教子弟,竟成“徐派”之称。徐恩庄中进士后留京为官,其书法深得曾国藩(1871——1872)激赏，以至曾要其子曾纪泽专学徐派的，当时风尚可想而知。稍后又由于宣宗曼宁学过颜书，举世仿效，“丽体几为帝王家学”。至清末又转为推重和临习欧、赵两体。虽然风气时尚儿经转变，但馆阁体的性质决定了其不管学习何人何体,最终总要归人到平正均匀、应规入矩这一不变的套路上来。

鉴于馆阁体书法是为适应皇家的欣赏口味和实际需要而形成的产物，擅长此道者在科场仕途上可以大获裨益，这就不能不对广大的士子老生产生巨大的吸引力。我们也知道馆阁体在当时书法影响迅速扩大，从官场漫延到考场，成为科举考试时的一项重要标准，而且还以赵子昂出现过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