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冬季攻势”，中国军队动用百余师，同时对日军发起攻击

网络上有一种声音，认为抗战期间，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历次会战，基本上属于“被会战”，即日军主动发起攻势，中国军队被动因应。这种看法，可谓对抗战史缺乏最基本的了解。实际上，仅在1939-1940年间，中国军队即先后对日军发起过四月、七月、秋季与冬季四次攻势。其中，尤以“冬季攻势”规模最大，投入总兵力达192个师，预计用于攻击者132个师，最终直接参战兵力约71个师，55万余人。

“冬季攻势”于1939年11月1日正式启动，至1940年3月结束。之所以选择于此时发起如此大规模的对日主动作战，乃是因为按照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所制定的整军计划——“将全国现有部队三分之一配备在游击区域——敌军的后方，担任游击；以三分之一布置在前方，对敌抗战；而抽调三分之一到后方整训。……每期整训期间，暂定为四个月；一年之内，即须将全国军队一律整训完成”①——至1939年10月，已然完成。

“冬季攻势”之目的，是为了“消耗敌人导国军尔后作战有利”。其大致部署如下：“以军事委员会直辖整训部队主力，加入第二、第三、第五、第九各战区实行主攻；第一、第四、第八、第十及鲁苏、冀察各战区向当面之敌实施助攻，以牵制敌之兵力，而策应主攻方面之作战，并限期分别实施。”②

“冬季攻势”之作战方针，军委会的指示是：“任攻击各部队，应注重敌军交通要线，实施广正面之攻击，首须将其各交通路节节切断，使其兵力分隔，前后不能相应，诱导敌人于要点外，行运动战而击灭之。依状况控置主力于待机位置，截断其策应赴援之敌，或乘虚取其要点。但务需特别注意，避免攻坚。”③

“冬季攻势”之战果，因覆盖面甚广，且正规战、运动战、游击战等诸种战斗模式并存，造成统计困难，遂产生多种意见，如《蒋公大事长编》中谓：此役，“展开对豫中、晋南、江南、粤北、鄂北、湘西、绥西、赣北、冀中、冀南、鲁西、苏北之全面攻击，先后有南昌之捷，开封之捷，粤北之捷，包头之捷，毙敌至七万七千三百余众。”③白崇禧则在晚年的访谈中声称，此役“共历时三月有余，所获战果，计俘敌四百余人，伤毙敌三千七百余人，虏获步枪二千余支。”“其重要战略要点，我未攻下一处。”④

军令部部长徐永昌，则在日记中写道：“冬季攻势截至现在，俘虏一四七、步枪一八四二、机枪一五三、砲四0、装甲车汽车二七0。”（1940年1月13日）“冬季攻势，作战自开始至本日，所得战报共十七次，成果计：俘敌二九五、马一一四一、步枪二五0六、机枪一九三、砲四二、装甲车三九0及其他。”（1940年1月22日）⑤

《蒋公大事长编》的数据，显然是直接采用了当日的舆宣之辞，存在很大的水分。白崇禧与徐永昌均身在中枢，其数据自应更为客观，且二人材料形成于不同年代，却基本相似，亦增可信度。唯白崇禧所提供之“伤毙敌三千七百余人”这一数据，在徐永昌日记中毫无记载——这显然是因为，徐当日写日记时，军令部并没有能够统计出“毙伤”日军的大致数据，而没能统计出的原因，已如前言。至于“其重要战略要点，我未攻下一处”，则是本次作战之方针——“务需特别注意，避免攻坚”——的必然结果。…[详细]

蒋介石在重庆检阅整训完毕即将开赴前线的部队

日军承认此役令其“深感敌尚强大”；蒋则对高级军官大为不满

白崇禧的“伤毙敌三千七百余人”之数据，从何而来，笔者尚无法判断。唯该数据，绝非各战区统计上报之结果，譬如，第九战区参谋长吴逸志，在报告中称，该战区“冬季攻势”中，“敌军伤亡三三九一三人，我军伤亡三六七六七人（官一二五三，兵三五五一四）”。⑥显然，就九战区之战况而言，“我军伤亡”数据当较为准确，“敌军伤亡”数据则存在很大水分。

虽然“敌军伤亡”数据很难搞清楚，甚至得出大致的范畴也很难。但参考日军战史，可知此次“冬季攻势”，确曾给予日军相当程度的打击。其战史称：此役，日军“付出的牺牲是过去作战不曾有过的”，“这次冬季攻势的规模及其战斗意志远远超过我方的预想，尤其是第三、五、九战区的反攻极为激烈。”“敌人的进攻意志极为顽强，其战斗力量不可轻视。在战术上鼓励采取夜战，隐蔽中接近和包围我军据点，善于利用工事和手榴弹进行近战。武器弹药充足，补给能力也很强。”“蒋介石至今仍然在全军中保持着统辖力量。……深感敌尚强大。”⑦冈村宁次也在回忆录中提到，此役，“引起圣上虑念，并使中央不安”。

不过，在蒋介石看来，此役仍暴露了中国军队许多重要弊病。譬如，蒋曾反复批评薛岳所指挥的第九战区的“大沙坪之战”：

“第九战区以九师之众，前后围攻大沙坪者几逾一月，我军官兵之死伤，不可谓不大，敌方播音，且称为空前之持续战斗，但师久无功，并未收得任何战果，究为何因，……不能不彻底追究。”⑧

“这次第九战区以八九个师兵力攻击大沙坪一团之敌，亦攻不下，这决不是因为我们部队质量或数量不够，而是我们一般司令官参谋长用兵指挥之不当！要知道：敌人现在实在是愈打愈弱，而我们一般下级官兵是愈战愈强，但我们高级司令官与参谋长的心理倒是愈打愈怯！因此，每战只求多兵，而不知讲求指挥与部署。”⑨

徐永昌则在日记中，留下了“大沙坪之战”失利的真实原因：“七七师参谋长陈庚电，九战区冬季攻势如照预定计画奇袭、截击两原则，必已收到相当战果，无如进薄崇阳时，以争功抢报克复，遂致长官误信可以攻坚。过去克复崇阳迄无其事，今日以将近九师力量攻大沙坪等地，数千之敌亦戡，无攻下希望，是目下攻坚为我所当忌，而各部谎报尤足以愤事。谎报者为杨森之二十军，前后两次。”⑩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百师大战”，国、共部队一体参加。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在战后专为总结此役而召开的“第二次参谋长会议”上，所作总结报告称：“十八集团（军）年来与敌战斗，共计二千八百六十七次，作战地点遍于涿州、河间、平型关诸地，击毙敌人共六万三千余人，俘敌三千六百五十余人，马约四千匹，炮百余门，枪二百余支，本集团伤亡官兵亦达一万余人。”（11）…[详细]

1940年3月，蒋介石在重庆召集各战区参谋长，举行“第二次参谋长会议”，全面检讨“冬季攻势”

注释：

①张其昀，《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P1197。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著，《抗日战争正面战争》，P45-46。③（台）《蒋公大事长编》，1939年12月1日。④《白崇禧口述自传》（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P201。⑤《徐永昌日记》，1940年1月13日，22日。⑥军委会编印：《第二次参谋长会议要录·上册》（最机密），P110。⑦《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3卷第1分册，P80-94。⑧蒋介石：《柳州军事会议闭幕训词》，1940年2月25日下午。⑨蒋介石：《参谋长会议训词》，1940年3月7日。⑩徐永昌日记，1940年1月8日。（11）军委会编印：《第二次参谋长会议要录·上册》（最机密），P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