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所说的戊午科场案尚未彻底结案的咸丰九年（1859）十月，肃顺等又查办了“钞票舞弊案”。

自咸丰三年（1853）开始，清政府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深感财力的极度匮乏。大学士祁寯藻管理户部时，奏请置宝钞处大量印行钞票，设立官钱总局，铸行“当十”、“当百”、“当五百”以至“当千”的大钱，又开设官号，招聘商人办理出纳。当时，以“乾”字编号者4处，以“宇”字编号者5处。钞币、大钱毫无信任，百姓不愿收授，官府即以法令强迫推行，结果弄得官民交累，徒然滋生了种种弊窦。

咸丰宝钞

肃顺奉命整顿财政混乱状况，发现宝钞处所列“宇”字号欠款与官钱总局存档不符，奏请究治，查出了巨额贪污的案情，赃款总数达数千万两以上。司员荣溥、王正谊、台斐音等一律被抄查家产，还有商人、胥吏数十人被查抄，连奕訢的家人也被查抄。此案前后获谴者达数百人之多。

肃顺剧照后来，肃顺等人出于补救极端匮乏的财政的同样目的，又奏减八旗俸饷。

自清军人关定鼎中原后，八旗子弟人人皆有一份俸饷，过的完全是不劳而获的寄生生活。八旗俸饷成为国家财政的沉重负担。随着国家财政的愈益困难，国家不堪重负。咸丰于是采纳肃顺等人的建议，通过削减八旗俸饷来减轻国家财政负担。

载垣、肃顺、端华等人利用咸丰对他们的倚重和信任，操切从事，屡兴大狱，尽管所办之案证据确凿，所诛之人，情罪也基本相符，但因操之过急，未免搞得有点人人自危。

咸丰皇帝

当时任京官的李慈铭在日记中这样记载：“年来部曹动辄获罚，入狱削官，累累不绝。”而削减八旗俸饷则直接危害了众多八旗人丁的生计，故而不能不激起旗民之怒。咸丰即位后求治心切，全力支持了端华、肃顺。当时有人向咸丰指出：“陛下求治太锐，不免操之以蹙，除弊太急，不无过为己甚！”咸丰不以为然，宣称：“朕执两用中，毫无偏倚。近来诸事荀且，即如现办户部钞票局一案，弊端迭出，若不严惩何以肃法？徒持宽大尚未平允！”

咸丰自可以皇帝之尊之威将各式人的种种不满和抱怨置之不理，然而在他死后，那些遭到惩治以及切身利益受到损害的人，遂把一腔怨怒之气倾泄到了佐咸丰励行惩治的肃顺等人的头上。

咸丰皇帝的担忧与临终安排

咸丰十年（1860）八月八日，在英法联军即将进入北京之际，咸丰逃出京师至热河避暑山庄。随行的官员有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御前大臣肃顺，还有咸丰即位后得到提拔的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等人。恭亲王奕訢奉命留守京师。咸丰十年九月十一日，《北京条约》换约，英法联军陆续撤离北京。留守北京的以恭亲王奕訢为首的王大臣力促咸丰早日返京。咸丰耽于逸乐，又惧洋人再至，不思返京，虽然自咸丰十一年（1861）正月初五日起就不断颁发回銮之谕，但又以各种借口不断向后延宕，直至这一年的七月十七日病死为止，咸丰一直也没有回京。

咸丰临死前，遗命载垣等八大臣赞襄政务，同时，将两枚印章分别赐与皇后钮祜禄氏和皇子载淳。规定：“母后用‘御赏’印，印起，上用‘同道堂’印，印讫。凡应用朱笔者，用此代之，述旨亦均用之，以杜弊端。”这里的母后指的是皇后慈安，上指继位的同治帝载淳。后世多认为咸丰的这种安排是为了防辅政大臣的专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