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我们来说：内部权力结构的变化，对拜占庭国运走势的影响。

我们前面讲过，拜占庭和中世纪同时期的西欧有很大区别。在西欧还是一个个封建小邦国，国王和地方领主分享权力的时候，拜占庭已经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在国家权力等级当中，皇帝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如果单从这一点看，和中国古代还真有点像。但如果我们再仔细观察的话，拜占庭和中国整体的权力架构可就不一样了。

我们中国在隋唐以后实行了科举制，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地方官员，变相上收了世家大族的权力，大大降低了封建割据的可能性。也正是在科举制的改造下，官僚体系、文官治国成为了后来的主要基调。我国作为一个整体，也慢慢从秦汉时代的尚武精神，转变为后来宋明以后的文人气质。

但拜占庭能不能走这条路呢？这个答案是否定的。为什么呢？就像我们前面说的：我国古代的地理决定我们三面没有强敌，唯一的威胁是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而拜占庭恰恰相反，它的四周都是强敌，并且还不止一个。如果按照文人气质打造这个国家，面对四面八方、接连不断的外敌入侵，它可能早就灭亡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拜占庭确实没有走文人治国这条路，它构建的是一种叫做“军区制”的权力体系。

什么是军区制呢？这是一种军政合一的体制。也就是由军人将领统辖地方行政单位，掌握军事、行政、税收等等权力，这种行政单位叫做“塞马州”，州的长官是由皇帝直接指派的。而在州的下面，对应到我们中文的翻译，还有师、团、旗、县等等层级。你看，这些名字是不是军事味道很重？

当然，这种军区制，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是随着拜占庭内外形势的变化逐步产生的，直到七世纪初，著名的皇帝希拉克略才把它作为制度正式固定下来。在希拉克略以前，拜占庭总体上是内忧大于外患，内部权力争夺比较严重，所以当时采取的是大区总督制。这种大区总督制的核心，就是由中央派驻总督到地方管理行政权和司法权，目的是军政分离，防止地方割据。

但是到了希拉克略继任的时候，拜占庭的外部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帝国的北部遭到游牧民族的进犯，另一方面，在东部和南部，是老对手波斯帝国的入侵，并且，这两股力量暗中取得了联系，组成了联军从不同方向夹击拜占庭。最危急的时刻，他们甚至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以至于希拉克略甚至开始考虑战略转移，把首都迁到非洲。不过希拉克略毕竟是一位“马上皇帝”，他出生在一个军事家庭，勇猛刚毅是他骨子里的性格。终于，他与当时西突厥的可汗达成同盟，率领大军，并带上怀孕的妻子，用破釜沉舟的势头一举深入敌军，用六年的时间，彻底击溃了波斯和游牧部落的进攻。

经过这次战争，希拉克略对帝国权力结构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他意识到：在严峻的外部形势下，原来防止地方割据的大区总督制已经过时了，甚至在某种情况下，还会出现行政权和军事权的相互掣肘，降低军队调集效率。因此，他把现有的军队和将领进行整编，把重要将领分派到地方，统领军事和行政大权，也就形成了我们刚才说的军政合一的军区制。

这个军区制，原本是为了应付外敌入侵的临时措施，但在希拉克略死后，帝国又不断出现新的威胁。南方有新兴的阿拉伯人，北部有逐步蚕食的斯拉夫人，而被打败的波斯帝国，也有卷土重来的势头。所以慢慢的，这项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进一步严峻，就成了一项固定体制，一直延续到拜占庭的末期。

客观地看，军区制的建立，从某种程度上加强了拜占庭的军事实力，尤其是加强了对地中海的控制，保障了贸易的顺利进行，也间接增强了帝国的经济实力，把拜占庭引向了黄金时代。但凡事总有两面性，由于军区制的产生是为了应对外敌入侵，因此中央必然会依靠边疆地区的军事贵族，所以，也造成了地方世袭军事贵族的产生。

到了帝国后期，地方军事贵族的势力越来越大，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土地兼并，小农经济遭到破坏，农民大量逃亡，导致地方上征兵都出现了困难，只能依靠大量出价昂贵又没有什么忠诚度的外国雇佣兵。在这个时候，原本为了增强军事实力的军区制已经背离了初衷，而伴随着前面所说，经济主权的丧失，帝国的衰落也就在所难免了。

我们总结一下：早期为了防止出现地方割据，拜占庭采取的是大区总督制，军政权分离；到了中期为了抵御外敌入侵，帝国采取了军区制实行军政合一。在一段时期内，由于军事实力的上升，海权的保障，带动了贸易的繁荣，但地方长期高度集权，又反过来造成了地方割据。拜占庭的权力结构似乎进入了一个死循环，而这个时候，帝国也慢慢开始走向衰落。

题外话：读书可以扩充我们知识边界，获得更多看问题的视角，但盲从是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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