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公元1628年—1644年）是明思宗朱由检的年号。崇祯是明朝作为大一统王朝的最后一个年号。明朝败亡之后，李氏朝鲜的士族出于小中华思想，在国中仍然使用崇祯年号，如崇祯纪元后八十三年（1710年）、崇祯后再癸丑（1733年）、 崇祯后百三十八年（1765年）等等，这被称作“崇祯纪元”。

天启二年（1622年）被册封为信王，天启七年（1627年）登基，改元崇祯，后世称为崇祯帝。 崇祯帝继位后大力铲除阉党，勤于政事，生活节俭，曾六下罪己诏，是位年轻有为的皇帝。可惜其生性多疑，无法挽救衰微的大明王朝。在位期间爆发农民起义，关外后金政权虎视眈眈，已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军攻破北京时，于煤山自缢身亡，终年34岁，在位17年。崇祯十七年（1644年）四月四日，昌平州吏赵一桂等人将崇祯帝与皇后葬入昌平县田贵妃的墓穴之中，清朝以“帝体改葬，令臣民为服丧三日，葬于十三陵思陵” 。

崇祯帝是一个勤政的皇帝，据史书记载，他二十多岁头发已白，眼长鱼尾纹，可以说是宵衣旰食，夕惕朝乾。史志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

崇祯帝执政时期，对于后金，群臣分为主战、主和两派。崇祯帝在用人方面，起用了主战派袁崇焕。文官集团使得军中之将只重出身门第，几次大规模对后金的军事活动均遭惨败，削弱了明朝的军事力量，最终无力镇压农民军起义，间接加速了明朝灭亡。

明思宗朱由检作为大明王朝最后一任皇帝，在位十七年披肝沥胆、兢兢业业，但仍无济于事。后人在哀叹其救国失败、以身殉国气节的同时，无不对其亡国原因颇有疑虑。一直以来大家都认为明朝的覆灭主要是宦官造成的，但其实明朝的覆灭很大程度上也与东林党有关，东林党是万历时期顾宪成修复东林书院讲学后而渐渐形成的，崇祯时期，他们与宦官势力水火不容，自我标榜为廉政奉公的臣子。

《晚明士人心态及文学个案》称：东林党人“是一群没有多少政治远见，缺乏治国才能”的士大夫，“在好同恶异，党同伐异方面，东林党比起其地诸党成员来，常常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所以，“明朝的最终灭亡，晚明的党人们包括东林党在内都是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的”。

《剑桥中国明代史》并不承认东林党人主张进行一些政治、经济的改革，该书说：“东林支持者抵制任何基本制度上的或财政上的改革观点：他们认为技术性的解决办法过去不成功，也不可能成功。因为他们偏爱行政改革的空想，他们的运动在体制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倒退了一大步，是从高拱和张居正所采取的立场的重大退却。”

《东林党新论》称：东林党人“从不曾提出过救治国家的政纲”，“长于内争，短于治国、治军”，“他们与齐、楚、浙三党、阉党、与阉党残余的区别之处，仅在于东林误国，而东林的对立面则害国”。

李伏明《伦理政治的内在矛盾与明后期的腐败：从张居正到魏忠贤》（《吉安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称：东林党人虽然“主张进行一些政治和经济改革，但他们拿不出有效的对症良方”，他们“无所顾忌而一味排挤打击反对派，其悲剧可以说是‘咎由自取'”。

除此之外，东林党还教唆皇帝，铲除魏忠贤等人，从而做大了自己的势力，在另一股宦官势力兴起后，又于其不断进行党争，丝毫不顾国家大事，一时间，明朝的整个朝堂之中内讧不断、乌烟瘴气。

魏忠贤死后，重新掌权的东林党立刻再次废除切身利益相关的工商税、海税。对中西部的旱灾置之不理；富庶东南的税收废除，却派军队到贫乱交加的西北旱灾区加赋、征税；对后金理想化的主和，不理解关外将士的疾苦~打胜了说你浪费国家钱~打败了咔嚓你；对农民起义得过且过，无限招安，导致农民军不能彻底剿灭，大名朝内外交困，财政困难。

崇祯皇帝也想扭转不利局势，于是向大臣们借钱，这些东林党向来以清廉著称，虽然私下里没少贪污，一个个脑满肠肥的，但在崇祯面前表现的两袖清风，一贫如洗，借钱？没有，清官没钱。不过李自成进了北京，先制作了5000套夹棍，勒令明朝大官僚交出赃银，叫做“输银助饷”，由刘宗敏、李过等主持，追赃助饷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共得银七千万两。如果当初肯出七百万辆，大明也不至于那么快亡国呀！

年仅33岁的崇祯皇帝悲从心中来，斩杀了后宫嫔妃公主等女眷，狼狈不堪的跑到了煤山，在一棵歪脖子树上自缢，结束了自己可悲又可怜的一生。在临死之前，崇祯曾用自己的袍子写下血书叫李自成好好对待百姓，还痛呼了六个字:文臣，人人可诛！用这短短的六个字，道尽了一生的悔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