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贞观初年，朝廷中有一次重大的政治辩论，唐朝是实行封建制还是实行郡县制。

起因是唐太宗有一次对大臣萧瑀说：我想让我们家永远当皇帝，应该怎么办？“朕欲使子孙长久，社稷永安，其理如何？”

萧瑀答：我看前代国祚比较长久的那些朝代，都是封诸侯来稳固自己的统治，你看秦国，不分封，设郡县派人管理，结果二世而亡了吧。汉朝建立以后，一般封国，一般设郡县，也延续了四百年。魏晋呢，不封国，所以短命。所以还是赶紧给我们封个国吧，让我们也当当诸侯。“臣观前代国祚所以长久者，莫若封诸侯以磐石之固。秦并六国，罢侯置守，二代而亡；汉有天下，郡国参建，亦得年余四百；魏晋废之，不能永久。封建之法，实可遵行。”

萧瑀是守旧贵族势力的代表人物。他是后梁明帝萧岿之子，年九岁就封新安郡王。因此他极力鼓吹分封制是不奇怪的。他的这一通似是而非的议论引起唐太宗的注意。皇帝就开启讨论模式，让诸大臣各抒己见，展开辩论。

这是个老话题。支持封建好的人不少，他们的论点论据基本上包含在魏代曹囧的《六代论》和晋代陆机的《五等论》这两篇文章里。而魏征、长孙无忌、于志宁，马周等都反对实行封建制，反对派的主要观点集中在李百药和柳宗元的两篇《封建论》，因为柳宗元的这篇有总结意义，所以我们一般选学这一篇。

所以我们要明白，柳宗元的这篇《封建论》，是有对话对象的。

柳宗元并没有经历过封建时代，他是唐代中晚期的人，历经德宗、顺宗、宪宗朝，他关注这个问题，是因为唐代的藩镇割据。柳宗元出生的时候，唐王朝已经经历过安史之乱，又亲眼见藩镇军阀朱泚、朱滔、李希烈、王武俊、吴少诚、吴元济、王承宗等人作乱。

这种军阀割据，有财权，有人权，他们能截留税款，并且自己委任自己的官员，所以完全是不把朝廷放在眼里的，这个很像春秋时代强大的诸侯。

柳宗元是参加过永贞革新的，永贞革新的一个诉求就是反对封建割据，这在唐代属于社会热点问题。柳宗元也是出于对当代政治的关心才引起对封建制历史的兴趣。

说一个避讳的问题，柳宗元的唐朝臣子，照例得避本朝皇帝的讳。唐太宗叫李世民，所以文章中不能出现“世”和“民”。那怎么办呢，换两个字，碰到“世”，就写作“代”，碰到“民”就写作“人”，同义词替换。唐高宗叫李治，碰到“治”就写作“理”。当时人都得这么写，直到唐代结束，宋代就不用避唐代皇帝的讳了。

《六代论》和《五等论》的主要思想就是，封建好。

主要论证方法就是例证法：逐一列举实行封建制的朝代，都活得长，不实行封建制的，都短命。

原因呢，曹、陆两人都认为封建是“圣人意”，就是说，圣人觉得，自己一个人治理国家肯定治理不好，一个人守卫国家肯定守卫不住，所以才分封诸侯大家一起来治理，一起来守卫。“共忧乐，同安危”是圣人的选择，圣人的选择，当然是正确的，这个是封建制的理论依据。（二）

要想反对封建，首先得要打破这个理论依据。要想打破这个依据，有两条路径。

一条是说：“共忧乐，同安危”是圣人的选择，但是圣人选择也不见得就是对的啊！

另一条是：虽然圣人是不会错的，但是封建不是圣人的选择。

很明显，在当时的语境下，说圣人犯错是很不明智的，而选择“封建不是圣人选择的”来反驳是恰当的。

柳宗元的主要论点：“封建非圣人意，势也。”“势”是柳宗元的政治哲学的核心。

为了论述他的这个道理，柳宗元从社会起源着眼，这就是开篇为什么谈“生人（民）之初”的原因。文章的前六段都是在说，封建不是圣人的意思，是形势所迫。而且，圣人其实也是想要废除封建的，只是“势不可”罢了。

当时主流的观点是“天作君师”也就是说，上天降生下一般的平民百姓，然后又替他们降生了君主，也替他们降生了师傅，这些君主和师傅的责任，就是帮助上帝来爱护人民。

而柳宗元是更同意荀子的看法，认为“君长刑政”起于“争”。人与人因为物资的稀缺性而争夺，去打斗。其中就有些聪明公平的人给他们主持公道，实施刑法，平息争论，这些聪明公平的人就是：君长。有了“君长刑政”然后有秩序，然后有“群”。群与群又因物资相争，武力道德都更为强大的人才能平息争斗，于是就有了诸侯，诸侯相争，能平息诸侯争端的是方伯连帅，方伯连帅相争，能平息的是道德武力更为强大的，于是乎才有了天子。

注意，敲黑板：

“天作君师”的看法，社会组织是从大到小的。但是柳宗元的理论里，群的发展是从小到大，自下而上的。

这是柳宗元的封建起源论，社会起源论，也是他的政治哲学。所谓“势”就是指这种自然的发展而言。这种理论应该是来源于荀子。

而且呢，社会的自然发展是“势”，圣人的“不得已”也是“势”，柳宗元举例，汤武革命，商汤王是带领着三千诸侯，一起干掉夏朝，就不能不对这三千诸侯加以分封，而武王伐纣是带领八百诸侯，也同样不能不对这八百诸侯加以分封，要不然，人家凭什么跟着你打仗？无利不起早，对吧。

所以实际上是当时的商汤王、周武王，自己的力量其实并不足够强大，需要联合诸多的诸侯一起来推翻上一个朝代，所以就必须对功臣进行分封和安抚。

其实后来也是一样的，汉朝初年，刘邦也是迫不得已分封了好几个王，然后后来又逐个收回封地。清朝最初也有分封，自己力量强大后，就开始削三蕃。

紧接着柳宗元继续论证，你看在封建制下，诸侯世袭，这就导致即便有圣贤出生，也完全没有上升的途径。圣人怎么会定下这么不公平的制度呢？

所以封建制一定不是圣人的意思，而是形势所迫。（三）

驳论文的写法，常见的是，用“或者曰”也就是有人说，来引出要驳斥的观点。

在这篇文章里：他驳斥了反方的三个论点：

1.封建诸侯因为封给他的国土是自己的，自己的财产当然会好好管理，会把老百姓当做自己的子弟一样爱护。能够因地制宜地教化百姓。“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治）乎？”

2.夏、商、周、汉四代实行封建制，他们统治的时间都很长久，而秦朝实行郡县制，统治的时间都很短。“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

3.商朝、周朝都是圣王，他们都不改变封建制，我们当然也不应该怀疑和改变封建制。“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

对这三个论点，柳宗元逐一反驳，但用的篇幅并不同。

先说第三点，因为前面已经论述了，封建不是圣人的意思，而是形势决定的，所以这第三点，便自然而然反驳掉了。

第二点呢，既然对方用的是例证法，用例证法来论述，最大的风险就是所选的例子是个例，没有说服力，或者没有统计上的意义，反驳者只要找到反例，就比较容易反驳掉。柳宗元就找到反例，魏晋两代，封建制还存在着，但是司马家取代曹家，也没有延续很长时间嘛。而唐代，改为郡县制，现在已经延续两百多年了。一正一反，反驳的很彻底。不过其实呢，魏晋两代，也是郡县封建并用的，很难说到底因为什么短命。

第一点比较难反驳，也是《五等论》这篇文章的主要意思之一，因为郡县制，长官主要想的是自己升官，并没有跟治理之地有什么感情，所以会损害百姓利益来获得自己的利益。郡县制的这个弊端是存在的，所以这是支持封建的一个有力论据。

柳宗元不得不历引周秦汉唐的事迹来证明它的不正确。

柳宗元主要列举了封建制度的三个弊端：

第一个是诸侯强盛，末大不掉，那么天子是“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尾巴大了难以指挥调动，这个天子就是徒具空名，政令不出中南海。君王反而被各路诸侯欺负。

第二个是因为各路诸侯骄奢淫逸，喜爱打仗，就得作威作福，搜刮百姓，那么老百姓的日子，当然不会好过。“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者多，理（治）国寡。”

第三个是世袭制，前两个缺点本质上都是由世袭带来的。“继世而理（治），君长的贤不肖未可知，圣人（民）之理（治）乱未可知。”柳宗元相信，最开始的，各级君长都是贤明的，并且越大的君长越有兵有德。虽然我们不是很相信，但要理解柳宗元的意思，他的意思是在最开始，封建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因为世袭，后世子孙是好是坏就没准了。但是世袭制和封建制是合二为一的，是不能分开的。

其实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但是这一点，柳宗元写的有点力度不够，也能理解，唐朝也是世袭制，柳宗元也不敢长篇大论明目张胆地攻击世袭制。

所以他的结论是，如果想要天下治平，主要是得人，就是让贤能的人居于上位，让不贤的人居于下位，或者受到惩罚。那就得君王有权利选择人，小诸侯，就别世袭了，但是天子还是要世袭的，只能盼望这个世袭的天子会选贤与能去做“守宰”。

说完封建的弊端就得说说郡县制的优点，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是中央集权，比如秦代，就可以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虽然二世而亡，但是“有叛人（民）而无叛吏”。比如汉代，兼用郡县和封建，结果是“有叛国而无叛郡。”唐代用郡县制，也是“有叛将而无叛州”。

第二个是可以选择圣贤去管理，也就是文章中说的“孟舒、魏尚之术”可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可得而行。

不过这篇主要在于驳斥，而不是立论，所以封建制的弊端说的比较多，郡县制的优点就说的比较简略了。

虽然郡县制也有弊端，但是柳宗元为郡县制辩解说，郡县制的弊端，不在制度，而在具体的施政措施。郡县制的朝代虽然也会二世而亡，也会“桀猾时起，虐害方域”，但这是没有认真施行郡县制的弊病，郡县制本身并无弊病。封建制是本身就有弊病。“政”是有一时得失的，有时候选官得当，就治理得好，也有时候不得当，就会有些问题，但是还可以纠正。制度上的弊端，就是没办法改变，一定会带来“侵弱之辱”“土崩之困”。（四）

封建制郡县制的得失，是中国最主要的政治制度问题。

不仅仅在汉唐的时候引发大争论。明朝末年的顾炎武还作了九篇《郡县论》。我们课文里选了其中的一篇。

他的主要观点是：“封建制度的弊端，因为诸侯专制。而郡县制度的弊端，因为皇帝专制。”他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就是说，基层官员最好能长期治理某地，做得好可以世袭，这样让地方长官能与当地休戚与共。

顾炎武为什么这么说呢，也是和明代当时的情况有关，明末流寇猖獗，到那里就跟蝗虫过境一样，打劫一空，如入无人之境。地方官员，大部分是闻风而逃，很少尽职抵抗的。从明代的情况看，柳宗元讲的“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实施起来也是很难做到的。顾炎武是眼见到这种情形，才有提高令长职权，创设世官制度的言论。其实一直到民国时代，也还有过联省自治和中央集权的讨论，也是延续下来的封建郡县得失的圈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