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政时朝廷让旗人务农却遇到极大困难

清王朝定鼎中原以后,无论是京师八旗还是各省驻防八旗,都作为职业军户聚居,不参加农工商等社会经济活动,由政府供养。结果由于八旗人口繁衍日众,政府难以负担,旗人生计便渐成问题。

清廷虽然想了诸多办法,但由于不敢改变恩养政策,八旗生计问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八旗从清王朝的支柱变成了包袱,年收入的四分之一要用来“恩养”八旗,而大多数旗人依然穷苦。

光绪三十三年(1908年)八月二十日,清廷颁布上谕:"着各省督抚,会同各将军、都统等,查明驻防旗丁数目。先尽该驻防原有马厂、庄田各产业,妥拟章程,分期区域,计口授地,责令耕种。其本无马厂、庄田,暨有厂、田而不敷安插者,饬令各地方官于驻防附近州县,俟农隙时,各以时价分购地亩,每年约按旗丁十分之一,或十数分之一,授给领种,逐渐推广,世世执业,严禁典售。即以所授田亩之数,为裁撤口粮之准。”

这道劝业归农的上谕,就是让各地政府先把官地分给八旗旗人耕种,官地不足或没有的,政府买地授田,不准旗人变卖。但是,这个上谕是行不通的,不仅仅因为旗人抵死不从,是因为没有地,也没有钱买地。

第一、土地问题

新政期间,清政府筹划旗人生计,需要大量的资金。当时清政府财源枯竭,只好把包括关外在内的一切旗地都准许旗民自由买卖,所得地价钱款,被充作开办旗人工厂、学校及安置旗 户从业归农的费用。清朝政府所控制的旗地本就不敷分配,又因筹划生计而大量售为民田,这样一来差额就更大了。如果购地授田,则既没钱,也买不到这么多地。

以山东为例。“山东青州驻防所属马厂已经开垦收租,款项用来改练新操”,原来所圈占的旗地,"或陆续典当,或绝嗣失迷,现正从事调查,其势已难规复,是授田之举,东省原有马厂、庄田已属无可筹拨……况东省负山带海,地狭人稠、田亩奇昂,居民无地可耕……赴东三省以苦力糊口者不下数十万”。汉族老百姓的地亩已不敷耕种,被迫离乡谋生,更何谈购买大量的土地来安置旗人呢?

二、资金问题

各地驻防大员纷纷上奏,声称地价高昂,难筹资金,无力购田。如凉州副都统玉岜奏:“购置尚能得所,但价值昂贵,非无米所能炊,值此度支奇绌,司农仰屋,就地实无可筹之款”,提出归农宜缓。察哈尔倒是地广人稀,已经预留了2000顷地,“以为有此地亩,只须给以牛、粮、籽、种,先省购田价值,较之内地当易”。可即使这样,安置旗丁就需要一百五十万两银,无处筹措。

三、旗人懒惰问题

部分旗人好逸恶劳,不愿意靠劳动自食其力。“自计口授田之诏下,颇闻各省驻防旗民竞有痛哭流涕,群谋抵抗,不谅朝廷之苦心者”。这是因为旗人“食安好逸,业已习为固然。”四川旗人因成都将军绰哈布“奏裁旗饷”,到将军衙门抗议,甚至还打伤了旗官。此外,西安、广州、浙江等地也发生旗人抗议事件。结果第二年清政府只好又发布上谕:“所有钱粮、兵饷仍均照常,毋使八旗人等妄生疑虑”。

四、汉人不满问题

汉族人民对购田授地也极为不满,虑其有强买民田之扰,抨击清政府以“化除满汉畛域为名,强夺汉人膏腴之地,来安置旗丁。”

五、旗人不懂农业技术的问题

旗人几百年来长期不从事生产劳动(造反前也只会打猎挖参,不会种地),农业生产技术非常生疏,政府又不组织培训。例如宣统年间,政府曾将内蒙古大黑河十三圈耕地分给旗人,由于不善耕种,所以收成不高,极端贫困。

总之,清政府的想法虽好,但执行起来困难重重,里外不是人,实在是一个末路王朝日暮途穷的写照。

但这个政策并非一无是处,还是有一定效果的。

一、标志着清政府开始放弃恩养政策,鼓励旗人自食其力,旗人也从原来只能当兵到有了多方面选择职业的自由。例如在北京,旗人做小商贩,做零工的已经很常见。

二、政府无力安置所有的旗人,准许旗人外出自谋生计,改变了聚居不与外界来往交流的旧生活状态。

三、的确有一部分旗人生活得到改善,这里真要说到东北了,因为东北搞得最好。一是设立了八旗兴业银行,用以振 兴实业、移旗实边等。二是采取多种措施安置旗丁。如黑龙江省“近年以来,拨地以赡官兵,设学以教子弟,以及齐昂筑路、陆防征军,凡所以为旗丁谋者固已”。同时,东北旗人有长期从事生产劳动的习惯。奉天省“本省旗人家有地亩,世为农工,并不专恃饷项,皆自食其力者居多,故筹生计易”。

可惜的是,清政府既缺乏决心(日本为了解决与八旗类似的武士问题,不惜以死亡数万人的内战来搞定),亦缺乏能力,只有一部分旗人得到学习或工作的机会,穷途 末路的清王朝已经没有时间来解决旗人生计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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