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在《碣石考》一文中云及：“唐太宗贞观十九年（645年）从辽东班师路过这一带时，‘次汉武台，刻石纪功’。汉武台在今北戴河海滨的山冈上。唐太宗之所以另选汉武台，而不按秦皇汉武魏武以来的故事登上碣石山去观览一下沧海然后刻石纪功，说明那时碣石山前的眼界已远不及北戴河海滨一带。”

对于谭其骧先生考证古碣石山即今碣石山的主要论点，笔者是由衷赞同的，但对他的“汉武台在今北戴河海滨的山冈上”的说法，却始终疑惑而不解。多年间，笔者反复查阅《永平府志》、《昌黎县志》、《抚宁县志》、《临榆县志》和《北戴河海滨志略》等地方志书，均没有发现有关此说的记载。关于汉武台，清朝光绪版《永平府志》仅在卷二十七《古迹下》记载有这样一句：“《唐书·太宗纪》：贞观十九年九月戊午，次汉武台，刻石纪功。”（其中“九月”当为“十月”误）具体到它的方位，惟有《昌黎县志》明确记载为：“汉武台，即碣石山，汉武帝登此以望海，汉文帝东巡勒诗于石。”此记载见于清朝康熙十三年（1674年）版本的《昌黎县志》。长期担任山海关文物保管所所长的已故资深文物工作者郭述祖在著内部发行的《秦皇岛风物志》时，转引此段记述时云“《昌黎县志》转自《康熙志》”，显然是出现了明显的笔误；实际上，是《昌黎县志》的民国二十二年版转自康熙十三年版。对于这一记载，清朝同治四年（1865年），迁安学者马恂在应邀主持重修《昌黎县志》时写有专文论及：“……如汉武登之而名以汉武台，魏文成登之而改名乐游山，皆仙台顶之一山。”由此可知，汉武台即碣石山的主峰仙台顶，又因碣石山得名于其主峰的台形绝顶，故亦可说汉武台为碣石山的别称。

碣石山主峰的名称，除专称“碣石”之外，还有三个名称，一为“汉武台”，一为“仙台顶”，一为“娘娘顶”。究其得名之渊源，“汉武台”之称当为汉武帝登之观海所留；“仙台顶”之称当因相传其上有仙人遗踪而得；“娘娘顶”系俗称，是因其前顶碧云峰前修有碧霞元君祠，俗呼“娘娘庙”，山峰也依其称而被叫成“娘娘顶”。在这三个名称中，显然是以汉武台之称居先。传其上有仙人遗踪，所谓的“仙人”并非指的是春秋、战国时变成“仙人”的羡门子高等方士，而是民间传说中的“八仙”张果老、韩湘子等人，而张果老、韩湘子的生活原型是唐朝人，“八仙”的传说也始于唐朝，“仙台顶”之称当出现于唐朝以后；娘娘庙的始建年代失考，估计起码也得在唐朝以后。而汉武帝刘彻东巡碣石是在公元前110年，比“八仙”、“娘娘”都要早得多。从这一点上看，汉武台之称传世时间较长，而仙台顶等称大概在唐以后为当地人杜撰而成，距今仅有一千年左右的时间，甚至还要短些，仅为元朝或明朝时的事情。至于说碣石山曾经被改名为“乐游山”，当在汉武台之称以后，仙台顶等称之前；因这一名称为北魏文成帝于公元458年春天登碣石山时乘兴所改，故仅见于史册，并未在当地流传开来。

《昌黎县志》记载汉武台即碣石山，是合于北魏学者郦道元的《水经注》的有关记述的。《水经注·濡水》在记述滦河走势时，谈及“濡水又东南至絫县碣石山”云：“汉武帝亦尝登之，以望巨海而勒其石于此。”絫县为今昌黎地在西汉时的县名，汉武帝刘彻于公元前110年东巡海上至辽西郡絫县境内，登上碣石山主峰观海勒石；他离去以后，当地人崇仰帝王，将主峰的台形峰顶叫为“汉武台”，乃顺理成章之事。从唐太宗在汉武帝之后760年过碣石山刻石纪功，史书不记“碣石”而记“汉武台”来看，汉武台之称在唐朝时已经颇为盛行，基本成为碣石山主峰的专名。汉武台之称渐弱，以至几乎被仙台顶之称取代，是在唐朝以后，甚至是明、清以来是事情。

谭其骧在《碣石考》中说汉武台在北戴河海滨的山冈上，不知渊起何处。笔者倒在清朝光绪版《永平府志》记载的“汉武台”之后，发现这样一则记载：“擂鼓台：在滦州西百里。《松梁社志》引《册府元龟》：‘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十月征辽，次汉武台，余基三层，旁有祠。至营城，帝问侍臣，对曰：‘此汉武求仙之处，其地临大海，多峻石险怪。’后人借此擂鼓御敌，因号为‘营城擂鼓台’。”照此说，汉武台当在今唐山市东矿区一带，离北戴河海滨相去就更远了。不过，《永平府志》的编修者对此也是怀有疑窦的，评析云：“亦谎粮之类也。”即认为是“谎粮坨”（滦县、迁安等地境内有一些地名用“谎粮”之称，传为唐太宗用以诳骗高丽军队的假粮仓所在地，因高丽军队根本到不了此地，被认为不足信）一类依据不足的传说。在滦县城西上百里的地方，如今根本找不到“擂鼓台”这一地名；有一个冠名“擂鼓台”的村庄在滦县城北偏西近百里处，系已经易名迁安市的迁安县北部靠近长城地带的一个较大村庄，那里曾为迁安县擂鼓台乡政府驻地。擂鼓台村位于迁安市区（即原迁安县城）北偏西17.5公里处，之所以得此村名，是因村西的一座丘陵之上曾有悬羊擂鼓之台，传为唐朝军队打仗所遗。这个擂鼓台是否为《永平府志》所记的“擂鼓台”有待查清。很明显，这个擂鼓台村，并不在旧时的滦州境。按照《松梁社志》转引的《册府元龟》记载，“擂鼓台”在“营城”境，而且在汉武台上，或为汉武台的别称。如果《册府元龟》的记载属实的话，关键的问题在于搞清楚“营城”当为何指。从字面上看，“营城”似为“营州城”的简称，但将其理解为营州城，问题也就随之而来了。众所周知，唐太宗称帝时的营州在今辽宁省朝阳市一带，地处临渝关之外，其地远离于海，非“临大海”之地；而且，据《新唐书·太宗纪》记载，贞观十九年十月，唐太宗李世民由辽东班师归来，是“丙午，次营州，以太牢祭死事者”，“丙辰，皇太子迎谒于临渝宫”，“戊午，次汉武台，刻石纪功”的。“丙午”后十日为“丙辰”，“丙辰”后二日为“戊午”，说“次汉武台”后二日再到达营州城，则与史实不符，既不合于史书的记载，又不合于当地的地理状况。这里说的“营城”，极可能指的是如今的昌黎县城。昌黎故治本来与营州风马牛不相及，但在唐朝时武则天称帝后，营州被契丹人夺取，不得不在临渝关里的蓟州一带侨置，大约到唐朝后期，复归原地的营州再度失陷以后，侨置到今昌黎县城所在地，基本未再移动。五代初，契丹君主耶律阿保机（辽太祖）占领今昌黎以后，直接把此地置为营州，使营州成为今昌黎地的定称。建立辽朝的契丹人于公元923年在今昌黎地所设置的营州，到金朝皇统二年（1142年）方废，“营州”这一地名在今昌黎地存在了大约有二三百年的时间（包括侨置时期）。《册府元龟》为宋真宗命王钦若、杨亿等人于景德二年（1005年）至大中祥符六年（1013年）辑撰的类书，其时今昌黎地正名“营州”。王钦若、杨亿等人在辑撰《册府元龟》时，因不便到地处辽国内地的营州城（即今昌黎县城）实地考察，在搜集或摘录传闻逸事时，用宋时名记唐时地，是很有可能的。说这里记载的“营城”即今昌黎地，是有一定道理的。首先，从唐朝后期起，今昌黎地就为侨置营州所在地，承“营州”之名直至金朝；其次，今昌黎地东临渤海，北依碣石，地形地貌与“其地临大海，多峻石险怪”的记述是基本相符的。再者，这里曾留下汉武帝的旅迹游踪，并留有汉武帝的行宫遗迹。汉武帝刘彻与秦始皇嬴政一样，是很迷信仙术的人，他在碣石山一带搞的求仙活动，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1958年秋天，在原昌黎县第二中学操场发现的大量“千秋万代”瓦当和大型板瓦等，极可能是他到碣石山观海求仙驻跸的行宫建筑遗迹（其地正对“碣石门”和碣石山绝顶）。至于说“后人借此擂鼓御敌”，在这里也可找到历史渊薮。唐朝中叶的边塞诗人高适曾写下这样的诗句：“摐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燕歌行》）用以形容这一带作为古战场时的情景。从何处“摐金伐鼓下榆关”？由“旌旆逶迤”的碣石山上也。由此可以推测，碣石山主峰的台形峰首，很可能为“擂鼓御敌”之台，并在营州侨置此地后，被称为“营城擂鼓台”。《册府元龟》还谈到汉武台“余基三层，旁有祠”，说的是不是古人为汉武帝修的观海求仙祠，已失考。从实地情形看，仙台顶的前顶——碧云峰前面的天仙祠台基依山而建，是很高的，娘娘庙也占地颇广，这些庙址是否为汉武观海求仙祠的台基遗地，很值得怀疑。有关汉武帝的祠宇遗迹不见记载，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版《昌黎县志》在“汉武台”一条的附诗中倒有这样一句：“樵人昨日得遗砖，字迹犹认元封年。”诗的作者为本地人。不知此诗描写的是否为实情，若为实情，其砖很可能就是古祠或是台址的遗物了。

▲ 又称“汉武台”的碣石山主峰仙台顶

再来看北戴河海滨的情况。应当说明的是，在北戴河海滨的莲蓬山上，或金山嘴及鹰角石附近的冈丘上，均可建“望海台”。只是，汉武帝当年登临的是碣石山——秦始皇刻铭纪功的名山胜川之一，台名应当留在碣石山上，不会流落到与碣石山遥遥相对的一座“岛”上去的。再说，从史书记载来看，唐太宗是在“丙辰”那天被“皇太子迎谒于临渝宫”的，隔了一天，即“戊午”那日，才“次汉武台，刻石纪功”的。“临渝宫”当为在临渝关建立的行宫，而临渝关的遗址，已经被古今的众多学者考定在与今昌黎相邻的抚宁县榆关镇所在地。从地理位置上看，北戴河海滨在榆关镇东南15公里开外，在东来之路的南部；而碣石山的主峰仙台顶在榆关镇西南22.5公里处，在西归路畔。唐太宗在临渝宫小憩一日，起行去秦始皇、汉武帝和魏武帝曹操等帝王登临的碣石山，为名垂千古而刻石纪功，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能想像，唐太宗李世民作为一代英豪，打了胜仗凯旋而归，不到名山胜地游览一番，刻碑流芳，而专程到走过之路的侧畔海边一个莫名山冈顶礼膜拜。除非有极特殊的情况，否则有悖皇家行规。从汉武台后来成为“营城擂鼓台”衡量，尽管北戴河海滨之地是名副其实的“临大海”，其地也能找到“险怪”的“峻石”，但由于没有地当军事冲要，亦无险可守，无战阵可列，是很难被设为“擂鼓御敌”之台的。况且，其地距离“营城”尚有五六十里，何以得称“营城擂鼓台”呢！由此可知，北戴河海滨的实地情形是难与《册府元龟》的记述对上号的。

还应指出的是，汉武台在北戴河海滨的山冈上之说，并不是谭其骧第一个提出来的。这一提法始见于邵瑞彭在1924年秋天写的《北戴河考略》。邵瑞彭在“窃谓”北戴河“即古之碣石”时说：“又碣石在汉武观海台（《寰宇记》误缀肥如县），武帝所筑其在壮丽之规模固可想见，今所发见建筑疑是台址，否则絫县故城，二者必居一焉。”他在《北戴河考略》中所说的“建筑”，是指“美国学者毕孝浦等考验北戴河土地情况”时“发见”的“故城遗址”。这个“故城”是否真有“遗址”，还是仅从当地有一个村庄名“古城”而言，尚需进一步分辨。仅就邵瑞彭的这段阐述看，他在《北戴河考略》中仅仅是怀疑北戴河海滨的“故城遗址”可能是“汉武观海台”的“台址”，并未拿出定论，后人若据此就断定“汉武观海台”就在其地，则实在有些欠妥。当然，汉武台究竟在何处，是否就是碣石山（在其主峰之上），或是在碣石山一带海边某个山冈上，均有待进一步作实地勘测和多方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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