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在一次讲座的互动环节中被听众问到我的斋号“不动容斋”的由来，仔细想来，近年来我确实经常在款题和印章上使用“不动容”“不动容斋”的内容。这个斋号的启用是在我50岁之后的事情，若问为什么，则实在是由于随着年龄的增长，对于许多身外之物越来越看得淡然所致。毋庸讳言，当今社会的人们越来越容易“动容”，环视我们的周边，为了一己私利，无所不用其极者有之；为了琐碎小事，大打出手酿成惨祸者有之；为了博取功名，置德行良心于不顾者更有之。若问之所以使之然？恐怕与当下社会整体的浮躁和急功近利有直接的关系。于是，在我年届五十之时，在已有的“小易简楼”之外，又起了一个斋号，是为“不动容斋”。其意在表明自己当下的追求。

诚然，真正能够做到这一点，是需要一定的修养与修为的。虽说时时以此自省，但是当一些功名利禄等诱惑在拷问自己的良心时，确实需要相当的定力与恒心。不可否认，身为凡人，我也曾有过动摇，但扪心自问，回顾几近六十年的人生历程，一直以此为目标在努力践行，尤其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加接近“不动容”。究其原由，恐怕还与我的生长环境与经历有直接的关系。

我从小生长在一个旧式知识分子家庭，受家庭的影响，在我幼小时期就根植了与世无争的情愫。不与人争锋，凡事顺其自然，随遇而安，成为我成长过程中的一个行为准则，这个特性在有的人看来，或许显得窝囊，显得无能，但是也正因为我缺少如旁人那般迫切的欲求，所以即便遇到一些磕磕绊绊、一些曲折不顺，也会少了许多烦恼和不快。“无欲则刚”“人到无求品自高”，历史上的先贤达人始终是我仰望的高标。为此，上世纪90年代，我的外公、书画家王颂余特意为我书写了一副对联——“柔亦不茹，刚亦不吐”，此后，我便以此为座右铭，力避戾气、怒气，远离痞气、奴气。温良恭俭让，不以物伤，不以己悲，随处做主，从容不迫，就这样逐渐成为我的人格追求目标。

虽然，自从成年后，伴随着阅历和学识的增加，所谓的旧式文人情怀也在不断地滋生，而真正对我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还是因为一个机缘的巧合——我在上世纪90年代初被公派到日本留学期间的所见所感。

对我而言，30至40岁在日的十年间，我的人生观、价值观所受到的影响远大于书画技艺上的影响。那时，伴随着改革开放，国内人们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意识日渐高涨，只问结果不计过程、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思考方式与行为方式在得到越来越多人的推崇。相对于这样一个充满活力却又浮躁张扬、物质生活日益丰富而精神生活逐渐贫瘠的情形，日本社会却让我感受到一种精神的沉静与生活的平和，即便是平民阶层，也是以一种坦然、淡然的姿态面对生活。在我们有些人看来，或许会觉得他们缺少雄心壮志，没有奋勇争先，没有惊鸿一瞥，而他们更多的是在追求一种平平淡淡过一生的境界。正是这种社会普遍存在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启动了我潜藏于内心深处的基质，所以很快就获得了思想上的认同。

由此，我的艺术观和审美观也随之产生变化。明快轻松、从容悠闲、平静祥和、恬淡幽玄的境界追求，也就成为我那个时期的探索方向。这类作品不仅为我当时内心世界的写照，也得到日本观众的认同，究其原因，正是因为我在作品中所流露的真情实感引发了欣赏者的共鸣。

2003年底，我听从学校的召唤又回到了天津美院。当面临再度融入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社会时，对于人生观和价值观已然成型的我来说，内心是有一定隔阂的。也正因为如此，很快就被一些朋友评断为天津美院“江湖指数”最低的一人。此说虽不乏调侃意味，但也确实反映出我对时下社会的不适应，而这种疏离感也从我的作品中得到某种折射。如作品《明月如霜》，从中即可多少感受到那种既不擅长也不愿意委身于江湖社会的孤高与寂寥的内心诉求。

年届五旬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淡然淡定之心益发增强，一种从未有过的释然于怀的感觉油然而生，真个是舒服舒展又舒畅。通达的心境再次带来书境的变化，清新、清爽、清静，是人们对我当下书作的新评语。此言是否得当姑且不论，与前些年的作品相比较，所给人的审美感受迥然不同却是事实。虽然从大的格局上看，竭力追寻萧散超逸的审美价值的取向始终没有改变，但是在意韵塑造上确实可以看出某些不同。反映我当下对闲逸散淡、平和悠然、从容不迫的主体意求，也正是由此阶段开始。

无论中国的“书如其人”也好，还是外国的“风格即人”也罢，其实所要表明的都是作者三观对作品产生影响的直接作用，这一点应该说在我的作品中得到明显的体现，而“不动容斋”斋号的内涵又可从另一个侧面为解读作品之所以然提供一个参照。

喻建十《明月如霜》

喻建十书成公绥论隶书语

喻建十书晏殊《浣溪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