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经一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也是被树立起来的旗帜性人物。本以为离我们很近，却是离我们很远的人；一个被过分解读，却难以读懂的人。我们也许曾经为他痴狂过，也许曾经为他着迷过，但他依然还是那个“独立于外”的人。

鲁迅的学问不小，是不争的事实。这与他孜孜不倦地学习有关，在他的求学生涯中，曾经遇到过诸多的老师，这些老师中能够让他念念不忘并记录在文章中，只有三位。可见，这三位老师对他人生的重要影响，是他这一生中记忆极为深刻的人。

寿镜吾（1849-1930）

寿镜吾老先生是鲁迅的启蒙老师，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对他有过描述，说他管教学生比较严，常常手里拿着一条戒尺，对学生还有罚跪的规定，但是他为人“极方正、质朴、博学”，对于学生，这些东西也经常不太用到。

寿镜吾老先生，名字叫做寿怀鉴，晚号菊叟，绍兴城内都昌坊人，清末同治时期中过秀才。后来因为不满于洋人们的嚣张跋扈以及清政府软弱无能，签订下诸多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立志再也不买洋货，再也不入仕途。他在家中的三味书屋（经书之味，史书之味，子书之味）设馆收徒，每年招收学生不超过8人，鲁迅十一岁时恰巧成了他的学生，这也就有了从自家“百草园”到寿家“三味书屋”的故事。

老先生先前给鲁迅的印象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因为认定先生学识渊博，鲁迅曾向先生请教过“怪哉”虫的典故，但没有得到解答。鲁迅早就听说三味书屋是“全城最严厉的私塾”，但发现寿先生也绝非传说中那么“不近人情”，反而有些可爱，有时读书时“总是微笑起来，而且将头仰起，摇着，向后面拗过去，拗过去。”

寿镜吾的教学方式有传统有所区别，注重文采，启发学生思路，被人认为是“离经叛道”。寿镜吾除了教书外，主要精力用来研读经史子集、稗官笔记，对于时政他也极为关心，常常与人讨论，对清廷多有不满。他生活极其简朴，家中的一条长衫，还与两个儿子换着穿。他无意于仕途，也不希望儿子考取功名，书屋后建有一亭取名为“自怡”，亭子对面墙上写有“寄傲”两字，示意自己傲然遗世，自得其乐之情。

鲁迅早1892年进入三味书屋学习，共是经历了5个春秋，他的文章某些方面深受寿镜吾老先生的影响。老先生还经常帮助学生，鲁迅父亲病重时，需要“三年以上陈仓米”，还是老先生背到他家里的。鲁迅对老先生也是极为尊敬，后来游学在外，只要有空回到家里，必然是要去看望老先生的，进京工作了，还与老先生保持着书信往来，老先生的夫人去世时，鲁迅还送挽帐致哀。

藤野严九郎（1874-1945）

藤野严九郎是鲁迅在日本学医时的老师，鲁迅特地写过一篇名为《藤野先生》的文章，来讲述自己当年和藤野先生交往过程中的事。1935年，鲁迅的日本朋友增田涉翻译的《鲁迅选集》时，鲁迅还特别交待，其他的都可以随便选，但《藤野先生》一定是要选录进去的。

藤野严九郎，出生于日本福井县的医生世家，是藤野家的第六代医生，在家里排行老三，从小由大哥二哥抚养长大，他在小学时学过汉学，对于中国有些了解。1892年，藤野严九郎从福井学校退学，考入爱知医学校，即现在的名古屋大学就读，1896年毕业后，留校成为解剖学教师奈良坂的助手。

1897年，藤野严九郎具备了医生开业证明书，于当年的7月，在东京帝国大学，即现在的东京医学院学习解剖学。1901年，藤野严九郎受聘俩到仙台医科专门校任解剖学讲师。当时年仅27岁的藤野严九郎，教的是一年级的解剖学理论，二年级的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他被任命为一年级的副班主任，具体负责学生们的各项管理。

1911年，东北帝国大学，即后来的日本东北大学成立，第二年，仙台医科专门校被前者合并，成立东北帝国大学医学部。藤野严九郎继续留校任职，直到1915年，该校改立为东北帝国大学医科大学，藤野严九郎因为学历太低，于当年6月被“请求免职”，7月降为临时讲师，8月被解除讲师职务。

之后，藤野严九郎曾一度到东京三井公司的慈善医院工作，于1919年在自己的家乡成立了私人诊所，直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前去世。

鲁迅与藤野严九郎的相识是在1904年7月，当时鲁迅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藤野严九郎刚从讲师升为教授。

鲁迅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一个黑瘦的先生，八字须，戴着眼镜，挟着一叠大大小小的书”，说话声音“缓慢而很有顿挫”。听其他同学说，“这藤野先生，据说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时竟会忘记带领结；冬天是一件旧外套，寒颤颤的，有一回上火车去，致使管车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车里的客人大家小心些”，显然是个不懂打扮，生活极为朴素的人。当时，一般教授上课来回都是乘坐人力车，藤野严九郎却是步行，每天坚持不以为累。

鲁迅在藤野严九郎班上学生中间的成绩并不出色，排在中间，但是藤野严九郎对他极为关注细心指导。1906年，鲁迅在课间观看“日俄战争教育片”，深受刺激，决心离开仙台不再学医，临走前，向藤野严九郎告别，藤野严九郎还有些不舍。鲁迅就谎称要去学生物学，藤野严九郎不禁有些叹息，他还将自己照片留给了鲁迅。直到1926年，鲁迅将他的照片“还挂在我北京寓居的东墙上，书桌对面。”

鲁迅离开仙台后，与藤野严九郎少了往来，连书信也没有通过，但他始终难以忘怀这为老师，始终认为藤野严九郎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而他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鲁迅甚至认为，藤野严九郎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藤野严九郎“所改正的讲义”，鲁迅也是珍藏着，后来在搬家途中不幸遗失了。后来鲁迅在写作时，往往会回忆起藤野严九郎，并因此“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

章太炎（1869-1936）

章太炎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知名人物，学者型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以及思想家，影响到了后来的许多人，鲁迅只是其中之一，两人关系以及情感极为复杂，绝非三言两语能够解释得清楚。

先来简略了解下，章太炎的生平。

章太炎，字枚叔，后易名为炳麟，浙江余杭人，出身于富裕家庭，早年从师著名朴学大师俞樾，八年学有所成后走出书斋。

1896年，章太炎到上海担任《时务报》编务，期间因支持维新变法为清政府通缉，1899年流亡到日本。1903年，回到国内的章太炎曾一度被捕入狱。1906年，章太炎出狱后，再次来到日本，加入了孙中山创办的中国同盟会，并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

1911年，章太炎回到上海，主编《大共和日报》，并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1913年，他又因讨袁而被监禁，直到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才被释放。1917年以后，章太炎主要还是以讲学为业，于1936年病逝。

章太炎被誉为近代中国国学大师，胡适称其为“古文学是五十年来的第一作家”，梁启超称之为清学正统派的“殿军”，他的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领域，著述也颇为丰富。

1906年，章太炎再次流亡日本，主办《民报》期间，鲁迅经常跑到报馆去听章太炎的讲学。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文章中，鲁迅曾回忆道：“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XX’的XXX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XXX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他深深为章太炎的革命精神所折服，认为章太炎“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简直就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在某些革命精神气质上，鲁迅与章太炎可以说是一脉相承，并深受其影响的。然而，新文化运动以后，章太炎先生有些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了，开始抵触白话文运动，自觉维护文言，思想上也有些保守。

对于这样的老师，鲁迅并没有留情面，在《趋时与复古》中，鲁迅对章太炎的冷嘲热讽，达到了极致：“康有为永定为复辟的祖师，袁皇帝要严复劝进，孙传芳大帅也来请太炎先生投壶了。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

当然地，这有点爱之深，责之切的意味了。

鲁迅对于章太炎还是极为尊崇的，1936年6月章太炎去世，面对一些报刊的贬低，病重中的鲁迅不顾身体连续写下了《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为自己的老师叫屈，等到第二篇文章还没有写完，鲁迅就已经是病情加重而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