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接着说《大历史视野》这本书，上次对比了孔子和柏拉图，那么这一次咱们来说说两位史学家，修昔底德和司马迁。

司马迁咱们都知道，写了《史记》。他生于公元前145年，在公元前86年去世。修昔底德比他早出生了大约三百年，他的代表作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是关于古希腊历史的一本经典，也是第一手的权威著作，说的是希腊两大城邦，雅典和斯巴达争夺最高权力的故事。修昔底德认为这场大战是希腊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战争，于是他不仅用非常戏剧的手法描述了这场战争，还对战争中的政治力量进行了透彻的分析。

司马迁和修昔底德，他们都不是各自国家最早的历史写作者。在中国，司马迁之前已经有《左传》等历史书；在希腊，也有希罗多德的《历史》，这本书要早于修昔底德。但是《史记》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对东西方的历史写作，还是产生了极大的示范作用，影响了东西方历史写作的模式，甚至历史观。所以，这二位堪称是中国和西方历史学界的两大宗师。

我们来比较一下司马迁和修昔底德。先说他们的个人经历。他们两个人的命运都很坎坷，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早期曾是雅典的将军，在输了一场战役之后，被放逐了20年；而司马迁，大家都知道，他被处以宫刑。

再来说说两人的写作。在怎样让历史书更有可读性这个问题上，司马迁和修昔底德的态度有点相似。两人都希望保存下伟人们的丰功伟绩，他们都热衷于自己写对话，再把他们塞进角色的嘴巴里去。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曾经谈到过他的写作方法，他说他引用的一些演说词，因为时间久远，已经很难记得了，所以他的方法是一方面尽量保持接近原话的大意，“同时使演说者说出他认为每个场合要求他们说出的话来。”言下之意就是说，他的历史写作有一定的主观发挥成分。

而司马迁虽然没明说，但你看看《史记》里的一些细节，比如秦始皇死后，赵高、李斯商量“沙丘之谋”。这种没有第三个人在场，当事人又没有记载留存的绝密对话，司马迁是怎么能写得这么生动的？那显然也是有想象和演绎的成分了。这种追求表现效果的写法，让两人的作品都同时兼具了极高的文学价值，引人入胜。

另外，这两个人对超自然力量都不怎么感兴趣。希罗多德的《历史》里多次写到神，但修昔底德却基本没有写过，司马迁也同样。还有他们都喜欢做道德评判。最后在历史观上，两个人都相信历史事件的发生不是随随便便的，必定是遵循一定的规律。

虽然有这么多共同点，司马迁和修昔底德的差别也同样明显。从作品篇幅上看，《史记》是一部长达52万6千字的作品，篇幅是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四倍。《史记》记述了从传说中中国第一个朝代到作者生活时代的通史，以具体的人物为载体，用精彩的故事塑造了一个个生动的形象；而修昔底德专注于记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一件事，把这场“大战”视为希腊历史上最重要的事。在他看来，这场大战不仅是对希腊控制权的争夺，也是一场对立政治体系之间的战争，是民主制的雅典与寡头制的斯巴达之间的体制之争。尤其难得的是，作为雅典人的修昔底德没有预设立场，而是尽可能以中立客观的视角，分析正确或错误使用政治力量，会如何影响城邦的兴亡。

在写作的侧重上，中国史书强调的是“发生了什么”，而希腊史学家们既想探究发生了什么，又想知道发生的原因。在写作的目的方面，本书中把这个章节命名为“以史为鉴”，也就是说，他认为司马迁和修昔底德都希望通过展示历史来传达某种道德教化，而修昔底德的着眼点是宏观层面的，把力气花在了剖析得失成败上，试图寻找某种普遍性的规律。用本书作者的话来说，修昔底德“给出的道德教化是针对政治领袖而言的。”而司马迁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记述历史人物的生活，来提供一种范例或是警示，传递针对每个人的道德教化。在作者看来，这是司马迁与这位希腊同行最大的不同。

司马迁和修昔底德，分别开创了东西方历史书写的范例。《史记》以人物传记为主的写法，影响了后代的中国史书，特别是历朝历代的“正史”。作为《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史记》开创的套路，在之后两千多年中基本都被沿用了下来。而修昔底德这种用“研究”的态度来写历史的思路，也对今天的西方历史学产生着影响。

题外话：读书可以扩充我们知识边界，获得更多看问题的视角，但盲从是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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