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篆书全面发展的同时,隶书创作也取得了普遍的提高和突破，追求个人风格的努力越来越明显，对汉碑风格技法的选择和发挥呈现出自取所好和结合自己习惯强化夸张的趋势，遂使汉隶这一古老的书体形式生发出新鲜的活力。

杨岘(1819 ——1896)，字见山，又字季仇，号庸斋、藐翁、迟鸿轩主等，归安(今浙江湖州)人。咸丰五年(1855)举 人，应会试不中,遂以幕僚身份辗转各地，曾人曾国藩、李瀚章幕中，参佐军务。五十岁以后负责海道漕运事务，官至盐运使，其间曾知常州府数月，六十五岁知松江府时，因得罪上僚被劾罢官。此后即寓居苏州,读书著述,以卖字为生。

杨岘在书法上专攻隶书，由于他取法广泛，临习勤奋，因而下笔极其熟练，个人风格也非常明显。其点画用笔劲健，波挑尖锐，通过迅速的运笔和熟练的提按动作形成一种犀利峭拔的面目。在字形结构上，则一反前人学汉碑均取其方整严密的习惯，师法《石门颂》，专以聚散离合、舒展开张为能事。杨岘写隶书，尊崇碑派法则，下笔果断坚实，再以顿挫求迟涩之趣。对字形尽量采取上部紧密、下部疏朗的处理方法，在稳健的前提下，强调疏密、纵敛对比，尤其是撒、捺及长竖等笔画，左、右伸展，波挑飞扬，将汉碑的雍容端庄转变成种活泼飘动 、神采焕发的形象，因而被人称为是用草法写隶书。他的行书亦点画沉着,体势奇宕，字形或瘦长、或方扁、或紧结、或离散，变化多端而力避平淡其豪纵不羁与骏逸飞动，一同于隶。

杨岘晚年居家后，以卖字为生，在苏州、上海一带书名大盛，登门求字者应接不暇。故其作品流传甚多，其隶书风格对晚清书坛影响很大，甚至远及日本。

俞樾(1821——1907)，字荫甫，号曲园居士,浙江德清人。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授编修。咸丰五年(1855)出任河南学政,两年后被劾罢职，随即辞官退居苏州。太平军进攻苏州后，他举家迁徙，辗转流寓德清、上虞、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太平军失败后,俞樾回到苏州,应李鸿章之邀出任紫阳书院山长，同治六年(1867)又转赴杭州“诂经精舍”，在此讲学达三十年之久。俞樾深受其座主曾国藩的器重，一生从事学术，长于诸子和经籍研究，训诂主汉，义理宗宋，学生众多，著术宏富，是清末著名的经学大师。

作为学者与诗人，俞樾亦善书法，尤喜作隶书，功力深厚，格调高古。他自称与乾隆间学者江声有相同习惯，“寻常书札，率以隶体书之”。其名刺亦以隶书书之，不同寻常用楷书者。俞樾的隶书以《张迁碑》的风格为基础，用笔沉厚古拙，字形方整茂密。咸丰二年(1852)，浙江余姚客星山出士了一块汉碑《三老讳字忌日记》，俞樾随即得到拓本并进行了考释。此碑点画浑朴含蓄,波磔不显，字形方正从容,带有浓厚的篆书遗意。

以其与俞樾的隶书相比较，则可发现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的特点。显而易见，俞樾从《三老讳字忌日记》得到了较多的启发和受益。俞越的隶书风格属古拙含蓄一路，与同时代何绍基的豪迈奇崛和杨岘的峭拔劲利均有所不同，而流露出饱学大儒所特有的淳厚修养与宁静气质。

当时，文人学者擅写篆、隶书体已成为普遍现象，特别是一些篆刻名手,更是酷好金石文字，并在篆、隶书法方面扬其所长，各逞其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