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革命抛弃了她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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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维特兰娜曾是斯大林的掌上明珠，娜杰日达死时，她只有6岁。在妻子死后，斯大林尽一切可能做一个好父亲。

斯维特兰娜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回忆了她与父亲相处的一些生活细节：

母亲对我们孩子们很严，她很少爱抚我，可是父亲总是把我抱起，喜欢声音很响地亲我，把我脸吻得很湿。用各式各样温存的字眼儿叫我，叫我“小麻雀”、“小东西”。 有一次我拿剪刀剪破了新台布，天啊，妈妈打我手板，打得真痛啊，我大哭大叫，惊动了父亲，他走过来，把我抱起，安慰我，吻我，总算哄得我不哭了。他忍受不了孩子的哭叫。妈妈是说一不二的人，常常为他“娇惯”孩子而生气。

一个不能忍受孩子哭的人，却能杀人不眨眼。

斯维特兰娜保存着父亲写给她的一些信件：

谢坦卡（斯大林对女儿的昵称）：我的小女主人！你，大概已经忘记好爸爸了，所以你不给他写信。身体好吗？ 没生病吧？日子是怎么过的？你的娃娃都好吗？我原想你会下达命令来的，可是一直没有接到命令。这不好，你叫好爸爸不高兴了。好，吻你。等你来信。

你好，我的小麻雀！我没有立即回信，请不要生我的 气。你不在，我很想念你。你收到石榴和桃子了吗？如果再给我一个命令，我就带给你一些。

小女主人：收到你的信和明信片。你没有忘记好爸爸这很好⋯⋯因为小主人不和我在一起，有点寂寞。

小主人同志，向你汇报：⋯⋯你问我去不去南方？我 本想去，可是没有你的命令我不敢动地方。你不在，我有一点点寂寞，不过你很快就要回来了。

斯维特兰娜说：“父亲在给我的信上的签署都是一样的：‘小主人谢坦卡的好秘书可怜的约·斯大林’”。“这是父亲想出来的一种‘下达命令’的游戏，这种游戏在我们家持续了很长时间。”他叫我“女主人”，把他自己和每天都来我家的同志称为“秘书”或“好秘书”。

“我一直觉得挺好玩，模仿他的幽默的调子，我常常 给他下达类似的命令：

致约·斯大林同志，第一号秘书：命令你带我去。

第一号秘书签字：服从命令。”

还有这样的话：“命令你允许我明天去祖巴洛沃”；“命令你带我到剧院去”；“命令你允许我去看电影，叫他们演《夏伯阳》和一部美国喜剧片”等等。而斯大林就在“命令”下面签上：“服从”，“遵命”，“同意”，“执行命令”等字样。

斯维特兰娜回忆的这些生活小细节中，我们看到，一向被人们描绘成铁面冷血的斯大林，其实心中也渴望着亲情爱情，也有着凡人的七情六欲。

斯大林很宠爱女儿，但对她的社交活动严加限制，更 不准许她与那些父母遭到镇压的子女来往，唯恐女儿知道大清洗的内情。斯维特兰娜本来就属于“叛逆的一代”，读大学以后，对苏联社会的种种不正常现象更多地耳闻目睹，在思想上，越来越与斯大林的观念发生激烈冲突，父女关系极度紧张，日渐疏离。

斯维特兰娜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还回忆了这样的细节：

父亲对待“外国奢侈品”持清教徒的态度，他甚至受不了香水的味道，他认为女人身上只应该散发着来自清洁与健康的芬芳。⋯⋯我身上有花露水的香气时，他立即把眉头皱起来，然后厉声地说：“也学这种样子，擦起香水来了！”

有一次，斯大林见斯维特兰娜穿了一件超短连衣裙，便大声说：“这是怎么回事，光着身子到处跑？”随后，斯大林作出严厉的规定，斯维特兰娜穿“连衣裙要过膝”。此后，随着斯维特兰娜长大 , 斯大林在她的衣着穿戴上不断地作出限制 , 使得斯维特兰娜不知痛哭了多少次。

任何一声鸟啼，都应该是符合主流话语的“莺歌”，任何一株花香，都不能违背“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花”的原则。任何花鸟鱼虫的生命征象，都必须纳入革命的“齿轮与螺丝钉”的轨迹。

就是对自己的爱女，一旦触动到斯大林那根敏感的政治神经，他也会毫不容情。斯维特兰娜的几段婚姻，正是因为斯大林出于政治原因的粗暴干涉，都没有一个好的结局。

俄国民粹派革命者涅恰耶夫在《革命者教义问答》中 说了这样一番话：“革命者是注定要灭亡的人。革命者必须抛弃掉身上的一切感情。他的唯一的热情只有两个字：革命。为了革命胜利，他可以同一切社会公认的道德法则决裂。……如果饥荒、水灾、地震能促进革命胜利，那么让饥荒、水灾、地震来吧；如果同盗匪结盟能加速革命胜利，那么不妨结盟吧；如果人民不觉悟，设法加重人民的苦难，促其起义……”

沃尔夫岗在《革命抛弃了她的孩子》一文中说：“乌托邦的天国就不可能建在地上，所以，革命抛弃了她的孩子”。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莫尔的《乌托邦》，还有康柏内拉的《太阳城》、培根的《新大西岛》、安德里亚的《基督城》、赫兹卡的《自由之乡》、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 以及中国那个圣哲老子描绘的“华胥国”。众口铄金地为人类描画出一个虚无飘渺的“海市蜃楼”。苏维埃革命正是作着这种乌托邦的实践。

当这些“红色接班人”突然意识到，“革命的事业” 只不过是“人民的鸦片”时，便从此认定，侍奉天国者， 必将终身昏居地狱。

米兰·昆德拉在《玩笑》英文版自序中这样调侃：“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迷惑，他们拼命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怦然关上时，他们却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这样的时刻使我感到，历史是喜欢开怀大笑的。”

涅克拉索夫老诗人吟诵出的诗章仍在绝世回响：《谁在俄罗斯能过上好日子》？这是个无须回答的问题！

斯维特兰娜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还回忆了这样的细节：

父亲觉察到我在他身边感到不自在，很不高兴。有一次为此事闹了很长时间的别扭。我问他：“我现在可以回去了吗？”他非常生硬地说：“走好啦！”从此不和我说话，也不给我打电话。后来多亏我那英明的保姆教我去“请求原谅”，这才和我和解了。他生气地吵着说：“走啦！把我这老头子丢下了！”但是他吻了我，原谅了我，因为没有我，他会觉得寂寞。

斯维特兰娜在《致友人的二十封信》中，这样描绘了斯大林的晚年岁月：

他和我十分疏远，和我们--他的所有孩子们以及一切亲人都是疏远的。最后几年，一些孩子们的巨幅放大照片出现在他别墅的一些房间的墙上。然而在他的八个孙儿、孙女、外孙、外孙女中，竟有五个他没有时间（连一次都没有）找来见上一面。

父亲死得很困难，很可怕。⋯⋯上帝只赐给善者以毫无痛苦的死亡。

我感到悲痛欲绝。我觉得自己是个完全无用的女儿， 而且从来也不是个好女儿。对这一寂寞的心灵，这位多病的，被一切人所遗弃的，住在自己的奥林匹斯山上的孤独老人，我从未予以帮助。

斯大林就是在这样的孤寂痛苦中死去。

后来，有细心的研究者发现：当年斯大林左手所指的，是孔策沃别墅他卧室里挂着的一幅版画：画面上是一个正在给一只羔羊喂奶的小姑娘。

一个权倾天下的专制独裁者，在自己生命的末日指向“哺乳的羔羊”，那不正是他要说的最后遗言吗？

马克思很深刻地指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与 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还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 当人生的舞台即将拉上终场的帷幕，生死临界，对任何人而言，都具有“划时代”的典型意义。原本在人世间确立的“马克思主义”人生观，蓦然间换了一个角度，变作即将“去见马克思”的“人死观”，人的思维方式难道不会随之发生质的跳跃？

在这天地开阖一霎那间，那个自以为是神的人会不会灵魂一闪念，把“兽性”恢复为“人性”呢？

《圣经》说：“忏悔者能得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