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东北地区有很多的汉人，在这些汉人中有两个特殊的汉族群体，他们对汉文化在东北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两个群体就是东北的文化流人和汉军旗人。

清入关以后，东北地区人烟稀少，百废待兴，气候寒冷，条件恶劣，所以为了开发东北和惩戒流人，东北地区就成了清朝重要的遣戍区域，据谢国桢在《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中考证：“大抵清初流徙的罪人，起初不过充军到沈阳来由尚阳堡到宁古塔，最后乃发谴到黑龙江、齐齐哈尔等处。”大量的流人在东北地区屯田开垦土地，有的被贬为奴在东北地区修筑城池，还有一些在驿站充当站丁，还有一些流人在东北都去开馆结社，教书为业等，这些人对开发东北，传播汉文化做出了贡献。清朝流放到东北的汉人中除了一些穷凶极恶的人，很大一部分是饱读诗书有出众才华和学识的文人，他们因为各种政治原因，牵连家眷，最终拖家带口一起被发配到了东北地区。

清朝因文字狱而获罪的人很多，最甚的是乾隆朝，“乾隆一朝所发生的各种类型的文字狱大约有一百多起，占整个清朝文字狱案件的百分之七十左右。”一些文人就因为有反清复明的思想而犯了“文字狱”，从而被流放东北。著《秋笳集》的“边塞诗人”吴兆骞也是此案中与方氏家族一起被流放东北的。丁酉科场案的河南闱科场案中，黄铋和丁澎因更改举人原文作程文被遣戍尚阳堡。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文人是因为抗清、渎职、收受贿赂等原因被流放东北地区。清代东北这些文化流人在当地进行很多的文化活动，把汉文化带到了东北，也吸收当地特色文化的养分，并在当地生根发芽，蓬勃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流人文化。所谓流人文化，“是指流人这一社会群体所特有的文明现象的总和”。“此一文化现象出现于康熙前期，至雍乾之际已形成为系统的文化，乾隆时代达到兴盛期。”

清代东北地区还有一个特殊的汉人群体，那就是汉军旗人。清朝的八旗包括：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三个主体部分。天聪五年（1631），“太祖用兵于明，明边吏民归者，籍丁壮为兵。至太宗天聪间，始别置一军，国语号‘乌真超哈’。”皇太极为了加强统治，把善用火器而闻名的汉人先编了一个汉军旗，后来清朝在吉林和黑龙江设置将军，也陆续编立了汉军旗，设佐领管辖。此外吉林和黑龙江还设有独立的水师营、鸟枪营等旗人机构，属汉军旗人序列，归将军直领。“汉军在东北满洲中的地位，与关内汉军有很大的不同。汉军旗人大都是满语汉语皆通，他们又比汉人的地位高，所以他们是满洲与汉人之间的平衡，弥补了满人统治的不足之处。

崇德七年（1643）编八旗汉军时，把很多的辽东降将编入了旗籍，“并任命祖泽润、刘之源等八人为八旗固山额真，祖可法、刘之源等十六人为梅勒章京”，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也率部归于旗下，这些人几乎就是东北地区最早的汉军旗军官，他们在作为桥梁和纽带联系着满洲和汉人，他们能被重用与他们的军政才能有关，而他们的才干正是受汉族文化熏陶后的集中表现，在入关之前他们就用他们所掌握的优秀先进的汉文化用于满洲八旗的军政事务，促进了满洲八旗的封建化进程，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汉文化在八旗内的传播，促进了满汉文化的交融。

东北八旗汉军的独特性不仅使满洲政治受汉文化的影响，更是在方方面面传播着汉族文化。汉军旗人本质上还是汉人，虽然入了旗籍，但是汉人的习俗和观念在他们的身上是根深蒂固的。他们在政治地位上高于普通汉人，这意味着他们比普通汉人更容易接近八旗内部，汉军旗人大都通满文满语，这使他们更容易把汉人的文化习俗和先进生产带入八旗，促进八旗的汉。

清朝有旗民不通婚的政策，东北的汉军有旗籍属于旗人，可以与满洲人通婚，以此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在祭祀时，“八旗汉军祭，从满洲礼者十居一二，从汉人礼者十居七八。”汉人祭祀时烧香，满人祭祀时是用萨满跳神的方式，而这少部分用满洲礼祭祀的东北汉军旗人在用萨满祭祀时，依然用香，而祭祀的神灵则包括灶王爷、关二爷、二郎神、玉皇、龙王、菩萨、佛祖等，佛道等教的诸神灵，是与满洲萨满祭祀截然不同的汉族神灵。

这些汉军中的文士很受重用，有的会被将军聘为师教授子侄，黑龙江的水师营官陈广耀就曾“教授诸阿哥”于将军府中，对汉族文化的传播起了一定作用。总之，清代的东北汉军旗人是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作为一个满洲与汉人之间的纽带，沟通者彼此，把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习俗传入满洲八旗，八旗中汉语的使用慢慢超过了满语，使满洲骑射习武习俗渐渐被取代，客观上加速了八旗制度的瓦解，推动了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