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用攘夷志士，也是各藩没办法的办法。

进入幕末以后，雄藩试图参与国政改革，这就需要与其他雄藩展开交流。然而在过去两百年里，江户幕府严禁各藩武士随意交流，藩内官僚只精于内政，完全没有外交所需技能。但攘夷志士群体之间却因为限制较少而经常互通有无，进而结成遍布日本各大都市与藩的巨大地下联盟，如果各藩之间需要联络，这个地下联盟的效率无疑最高。

而萨摩藩接下来遭遇的事件，让攘夷志士的地位进一步提升。

“鸦片战争”在日本

文久二年（1862）六月，岛津久光进入江户城，靠着军队威胁与政治压制，促成江户幕府向着“公武合体”方向改革，满意地离开江户。但在归途中，八月二十一日，岛津久光的队伍却遇到4名英国人纵马闯入，萨摩武士立即砍杀，造成1死2伤。这起“生麦事件”随即引发国际纠纷，导致文久三年（1863）七月英国舰队炮击鹿儿岛城，造成十分之一的城下町遭到焚毁（萨英战争）。

虽然萨摩藩有所损失，但攘夷志士在藩内的地位却迅速提升。首先“生麦事件”中，原“精忠组”成员奋力杀死闯入队伍的外国人，忠心受到认可；萨英战争中，攘夷志士满怀愤恨抵挡住英军进攻，用十余门大炮重创3艘英军舰船、造成英军伤亡60余人，成为作战的中流砥柱。

西乡隆盛的纵横捭阖

萨英战争结束后，攘夷志士出身的大久保利通、海江田信义进入政权核心，原“精忠组”领袖西乡隆盛也结束多年流放生涯，于元治元年（1864）二月返回鹿儿岛城，并迅速在三月出差去了京都。京都政坛恰好不太稳定，岛津久光与后来的15代将军德川庆喜发生争吵，愤而辞掉“参预”回藩。临行前，西乡隆盛获任“军赋役”，与另一位萨摩青年高级武士小松带刀一起主管京都、大阪一带的萨摩藩军政事务，家格也提升为“小番”（第六等）。由于岛津久光随后三年间都在藩内执政，小松带刀也经常往返于藩与京都之间，常驻京都的西乡隆盛拥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权。

七月十八日，“禁门之变”爆发。作战中，西乡隆盛主动击溃长州藩兵，造成长州志士久坂玄瑞阵亡，幕府军大获全胜。正因如此，长州藩对于萨摩藩，特别是对西乡隆盛可谓咬牙切齿，甚至将萨摩藩与德川庆喜的支持者会津藩列为同类，斥为“萨奸会贼”。

其实小松带刀、西乡隆盛两人都不亲近幕府，甚至一度拒绝德川庆喜在七月八日发布的出兵命令。但“尊皇攘夷”毕竟以“尊皇”为先，长州藩兵将枪口对准皇宫，担负着京都保卫任务的西乡隆盛自然不满。然而一码归一码，随后朝廷与幕府共同下令征讨长州藩，西乡隆盛一方面派遣军队跟随幕府军围住长州藩四境，同时也从雄藩角度出发，寻求以和平方式为长州藩争取“宽典”。

“精忠组”忠于自己

十月底，已经担任幕府征长军参谋的西乡隆盛主动前往长州藩谈判，获得征长总督、前尾张藩主德川庆胜赐予信物；十一月四日，西乡隆盛等三位原“精忠组”成员抵达前线，要求以处死策动“禁门之变”的7位长州家臣、流放5名避难公卿为条件，尽力帮助长州藩脱罪；十二月五日，长州藩主毛利敬亲撰写伏罪状。由于西乡隆盛的纵横捭阖，第一次征长战争在没有大规模战役的情况下终结。

但胜利也让江户幕府又一次看到重夺大权的曙光。庆应元年（1865）五月底，14代将军德川家茂带着16个藩的6万藩兵来到大阪，要求长州藩主父子进京谢罪，并请求第二次征讨长州。为防幕府与德川庆喜政权（一会桑政权）结为一体，消灭同为雄藩的长州藩，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开始策划与长州藩结成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