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小编杨朋，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空印案和郭桓案，李善长之死，太子朱标死与皇太孙之立。

空印案、郭桓案和李善长之死

空印案发生的年代，历史有两种不同的记载，一种是《国榷》、《明通鉴》等记于洪武九年，另一种是《明史刑法志》记于洪武十五年。历史学家卿含同志采取了后一种说法。如果按安然、方克勤等事迹来看，此案发生的年代大致是在十五年以前，当时丞相还没废除，似已九年为是。

案件发生是由于朱元璋将各地向各户都核报田粮而备用的空白表册，因为上面盖有地方管官的印信，误认为这是共同作弊的铁证，下令将各地方主印长官一律处死，佐贰官杖一百后充军到边远地区。当时“丞相、御史”等明知这是通行已久的惯例，并不能当成作弊的证据，但是“莫敢谏”。被杖后释放的郑士元，其弟郑士利上书数千言为受害者鸣冤，指出空印“此权宜之务，所从来久，何足深罪!”朱元璋见书，“大怒，下丞相、御史杂问，究使者。”结果，郑士利“与士元皆输作江浦，而空印者竟多不免。”

洪武十八年(一三八五年)又发了郭桓案，户部侍郎郭桓等因盗粮被杀。朱元璋“疑北平二司官吏李或、赵全德等与桓为奸利，自六部左右侍郎皆死，贓七百万(石)，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认。”

二十三年(一三九O年)五月，朱元璋听信御史等对太少醉郑国公李善长的告发。“狱具，谓善长元勋国戚，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恰好这时有人“言星变，其古当移大臣”，遂赐李善长死，“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诛之”。这次受胡惟庸案株连的还有陆仲亨等七侯和其他许多官员。朱元璋还制“昭示奸党三录，布告天下。”

朱元璋躬揽庶政，乾纳独断，设置的顾问能起一点什么作用，从这两件事例里表示得很清楚了。

这年的十二月，御史解缙替工部郎中王国用起草了一份为李善长的辩诬书:大致说:善长年四十一岁时就追随陛下:“一生死，毕谋智以得天下，为勋臣第二，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被绮绣”。是何等的光彩荣烟，“人臣之分极矣!”为什么会那样愚蠢，竟然去追随胡惟庸，干那种冒险而没有成功把握的傻事来！”七十多岁的老头子（被赐死时年已七十七岁），已经风烛残年了。只是因为，天象告变，大臣当灾，杀之以应天象，则尤不可。臣恐天闻之，谓如善长者且如此，四方因之解体也。今善长已死，言之无益，所愿陛下作戒将来耳。”

这封辩诬书，送到朱元璋手里，朱元璋也自觉理屈，无言答对，只好容忍，“竟亦不罪”。李善长的冤死，不是与朱元璋要皇权独揽有密切关联吗!

太子朱标死与皇太孙之立

洪武二十五年(一三九二年)四月，朱元璋这时年已六十五岁。他所册立的皇太子朱标病死，年仅三十九岁。这个突然的不幸降落在朱元璋头上，这无疑是对他的晴天霹雳。他除了有晚年丧子之痛以外，更需要考虑皇位究竟传给谁呢?结果，他采纳了刘三吾等人的建议，在九月里册立了年只十六岁的皇长孙允炆为皇太孙，这就是后来的建文皇帝。他死后追諡为惠帝。

朱标死，朱元璋十分悲痛。因为他多年精心培养的嗣位人落空了。记载他在皇太子死后，“御东角门，谕群臣曰:朕老矣，太子不幸，遂至于此，命也!因大哭。”

朱元璋在悲勒之余，想到这个生长在深宫禁苑的皇太孙，年幼而又文弱，在他死后能否撑持得住朱氏天下，很难有把握。为了替他搬掉“绊脚石”，于是又把矛头指向残存的几个元勋宿将。从洪武二十六年开始，又将蓝玉“同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及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谋为变，将伺帝出耤田举事”的罪名族诛。功臣傅友德、冯胜也先后赐死。这年九月下诏说:“蓝贼为乱，谋泄，族诛者万五千人。自今胡(惟庸)党、蓝党概赦不问。”这次列名“逆臣录”者，一公、十三侯、二伯。”“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朱元璋对臣下的苦心谏净，请他“作戒将来，免四方解体”的话，全然没有放在心上。

为了提高皇太孙的地位，朱元璋也曾命礼部制定亲王相见札，“凡伯叔见天子，在朝行君臣札，便殿行家人礼”“天子居中南面坐”诸王分列坐于两侧。二十八年(一三九五年)又更定皇太子、亲王等封爵册宝的制度。朱元璋认为这样处理，等次已经分明了。其实，就是这种形式上的规定，也引起了诸王的不快，只是朱元璋还健在，他们还不敢公开反对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