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是一门值得研究和思考的学问，信访史的研究正是信访理论研究的起点和基础。在我国古代社会，虽然没有“信访”这个词语，但是却存在与当前信访制度相类似的纠错制度，即使历朝历代存在的形式各异，但是其本质并无大的不同。在信访问题日益凸显的今天，探讨信访渊源、了解信访发展有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信访的历史背景和存在价值，显得十分必要。基于此，小编收集整理了我国古代信访相关情况，以时间顺序为脉络，以连续刊载做形式，对信访史做一简要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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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访史

第二集

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较长的分裂动荡期，上书赴诉制度经受了考验，延续了秦汉时期形成的以公车司马府受理、内朝近臣呈奏为主要形式的吏民上书制度。

1.曹魏王朝时期

延康元年秋七月庚辰，魏文帝曹丕下令：“轩辕有明台之议，放勋有衢室之问，皆所以广询于下也。百官有司，其务以职尽规谏，将率陈军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缙绅考六艺，吾将兼览焉。”缙绅们行使进言的基本方式应该是上书，“吾将兼览”说明皇帝是上书的目的地，有点类似信访。魏明帝即位后，“容受直言，听受吏民士庶上书，一月之中至数十百封，虽文辞鄙陋，犹览省究竟，意无厌倦。”这是魏王朝存在吏民士庶上书制度的一个明确记载。景元元年十一月，曾发布施行了如下规定：“奏事、上书、文书及吏民皆不得触王讳”。这意味着吏民上书是允许的，只是不得触王讳而已。

2.两晋时期

晋武帝泰始元年（公元265年）十二月，司马炎下诏“开直言之路，置谏官以掌之”。泰始四年（公元268年），司马炎置四曹，其中民曹主管“吏民上书事”。泰始五年六月，西平人麴路击登闻鼓进言，言多妖谤，有关部门奏请斩弃于市，而晋武帝却说：“朕之过也”，将他放了不予追究。东晋元帝司马睿太兴元年（公元318年）六月，司马睿“初置谏鼓谤木”。此外，他还建立了上封事制度。如果说设立登闻鼓、谏鼓、谤木等是几条公开的类似信访渠道，那么上封事就是一条秘密的通道，它们之间互为补充。

3.北魏王朝

北魏王朝建立了多种上书赴诉制度。

一是检举揭发和控告申诉制度。北魏明元帝颁诏，令民至宫阙告言守宰之不法行为。北魏太武帝即位后定律令，“阙左悬登闻鼓，人有穷冤则挝鼓，公车上奏其表”。可见，公车府负责挝登闻鼓申冤者的表奏。公元437年，“诏天下吏民，得举告牧守之不法”，建立起了检举揭发制度，以整肃贪赃枉法之徒。太延三年，高祖“诏以河南七州牧守多不奉法，致新邦之民莫能上达，遣使者观风察狱，黜陟幽明”。遣使下访是有效突破地方官僚阻隔的一种机制。北魏高宗太安元年夏六月，帝遣尚书三十人巡行州郡，观察风俗，使者巡行州郡，接受申诉，负责检治；如果使者腐败，可到公车府申诉。这样就把遣使巡行、找使者鸣冤及申诉公车府三者沟通起来。其中还包含了诬告反坐、对下访使者的监督制度等。

二是直言极谏制度。北魏王朝的上书直言极谏建言机制包括上书直言——有关部门上奏——皇帝亲自阅览——与三事大夫讨论其可否采用——裁而用之几个环节。北魏冯太后多次以孝文帝名义下诏，令官吏及民庶直言极谏；凡利于庶民，益于治理之言，无论是否有损现行体制或风俗，勿有所隐，皆将尽心听闻。黎民百姓也可以直言极谏，显示开明形象。

三是密封通奏制度。北魏孝明帝于神龟二年二月“诏求直言，诸有上书者听密封通奏”。

四是皇帝定点理诉纳言。北魏孝明帝曾诏令“其有直言正谏之士，敢决徇义之夫，二十五日悉集华林东门，人别引见，共论得失。班告内外，咸使闻知。”这是北魏王朝采取定时间、定地点、定主题，由皇帝亲自接待进言直谏者的一种机制，从而使人们（“士”、“夫”等义士，并无具体的身份限制）有了直接向皇帝提出建议和批评的机会。其特点是预先确定时间与地点并予以公开，由皇帝亲自接见处理。

五是皇帝亲理申诉案件。北魏孝庄帝武泰元年五月，颁布诏令：“自孝昌之季，法令昏泯。怀忠守素，拥隔莫申；深怨宿憾，控告靡所。其有事在通途，横被疑异，名例无爽，枉见排抑。或选举不平，或赋役烦苛，诸如此者不可具说。其有诉人经公车注不合者，悉集华林东门，朕当亲理冤狱，以申积滞。”其中列举了种种接见对象及有关事项，有些应该是司法范围之外的；先行程序是曾经过公车府并对公车府的解释不满意。

4.萧梁王朝

梁武帝萧衍在继承前朝旧制基础上又有一些创新。

一是在公车府谤木肺石傍各置一函。梁武帝天监元年颁布诏令说：“下不上达，由来远矣”；“可于公车府谤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山阿欲有横议，投谤木函……夫大政侵小，豪门陵贱，四民已穷，九重莫达。若欲自申，并可投肺石函”。此一诏书说明：谤木函用于“横议”，肺石函用于申诉；梁武帝萧衍即位之前的南朝王朝就存在公车府；公车府原来就置有谤木肺石；梁武帝创新之处在于另外置函，主要是考虑到了保密问题，为无处可诉、穷途末路、“九重莫达”的申诉人提供方便之门。天监五年诏令“陈肺石于都街，增官司于诏狱，殷勤亲览，小大以情……如有枉滞，以时奏闻”。其中，“陈肺石于都街”也是为了方便普通百姓到京师申诉。

二是特殊进言渠道，包括御驾亲往听奏；地方官员转奏陈言。前者是指贤明之人确有话要说，又不愿让分遣四方的侍臣转达，侍臣也应提供名单，梁武帝将乘轻车前往，亲自听奏。后者是指四方士民，若有“益国利民”之言欲陈言者，因山川阻隔，路途遥远，不能亲自来京师陈言，可以将陈言详细写在布条上，将之交刺史或二千石官；刺史、两千石必须认真审查，有可采纳者，无论大小，“皆应奏闻于帝”。

三是上封事。梁武帝于普通三年诏令：“班下四方，民所疾苦，咸即以闻，公卿百僚各上封事，连率郡国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

5.北周王朝

北周武成元年天降大雨霖，明帝宇文毓“诏公卿大夫士爰及牧守黎庶等，令各上封事，谠言极谏，无有所讳。其遭水者，有司可时巡检，条列以闻”。天降大雨霖成为下诏求言的直接动因。北周武帝宇文扈于保定三年“诏百官及民庶上封事，极言得失”。他还于建德元年（公元572年）四月，“诏百官军民上封事，极言得失”。值得注意的是，北周的上封事包含十分广泛的主体，直至黎民百姓。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政权处于割据状态，但统治者由于面临内外竞争压力，反而往往关注民情，重视上书赴诉活动，不管是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都是这样。

未完待续...

来源：北京市信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