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原下嫁到外国的公主称作“和亲公主”，取自于与蕃族和亲之意。说到“和亲”，最为人们所熟悉的莫过于汉代的王昭君和唐代的文成公主，都是中原政权向番外游牧落后民族政权的权宜手段，其中的故事同样也可以很精彩。

“和亲”政策可追溯至公元前200年，是年汉高祖刘邦在平城（今山西省大同）的白登山被匈奴包围吃了败仗，作为议和的条件，匈奴方面要求汉朝必须把宗室的女子作为匈奴的阏氏（单于之妻）送往匈奴。在西汉时期，为了达到牵制匈奴的目的，汉室曾两度将公主嫁给乌孙；到了西汉后期，下嫁给匈奴呼韩邪单于（东匈奴）的汉元帝后宫的女性王昭君也是和亲公主中的一人。在汉代之后，作为周边民族对策之一环，和亲公主政策备受注目的时期主要是北朝的后期以降，尤其是隋唐时代。

在隋代，由于吐谷浑自西而来不断向东扩充势力，隋朝便把光化公主下嫁给了吐谷浑；隋朝北方东突厥的沙钵略可汗一直让隋朝感到很头疼，于是隋朝遂将北周时代下嫁给沙钵略可汗为妻的千金公主改封为隋朝的大义公主，以图改善关系。此外，隋朝在丝绸之路以及对西突厥政策方面也十分注意，将华容公主嫁给了当时还保持着独立地位的高昌国王麹博雅。总之，隋朝积极地推行和亲公主政策，笼络北方及西方的诸强国，从而成功地建立了自己的优势地位。

隋朝其中最具代表的就是下嫁突厥的义成公主。关于义成公主，史籍里只有她是“宗女”（皇室的女性）的记载。但就是这位宗女在开皇十九年（599）下嫁于启民可汗以后，成为连接隋与突厥的纽带，促使启民可汗臣服于隋朝，并两次迎接隋炀帝到突厥。后来，启民可汗去世后，按照突厥的习俗，她又成为启民可汗之子始毕可汗、处罗可汗、颉利可汗三兄弟的妻子。在这一期间，大业十一年（615）在雁门（今属山西省）隋炀帝被始毕可汗包围，正是义成公主出面救了炀帝。在隋末动乱期间，她又接受了隋炀帝的萧皇后等人，为隋朝尽到了最后的忠节。贞观四年（630）义成公主死于唐军之手。义成公主扎根于突厥，为了生养自己的祖国尽心尽力的形象，可谓是和亲公主的典型。

唐太宗也是一位十分重视和亲公主政策所起作用的君主。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就是贞观十五年（641）唐朝将文成公主嫁给了吐蕃王松赞干布（弃宗弄赞）。后来到了中宗的景龙四年（710），唐朝又将金城公主嫁给了吐蕃王尺带朱丹（弃隶蹜赞）。另外，在玄宗时期，东北部的契丹以及奚脱离羁縻关系开始活动，玄宗便将与皇族有亲戚关系的外姓女子作为公主下嫁给两个部族的族长，这也可以算作和亲公主。

这其中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从汉代到唐代中叶为止，和亲公主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她们都并非皇帝的亲生女儿。与此相对，进入唐代后半期以后，凡是提到和亲公主几乎只是限定于回鹘一处，而且全都是皇帝的亲生女儿。

那么，为什么到这个阶段以后，迄今为止的名义上的公主（假制公主）变成了真公主（真制公主）呢？根据日野开三郎先生的解释，唐代公主下嫁的时候都要带着大量陪嫁嫁妆，但是如果下嫁的公主是皇帝的亲生女儿的话，唐朝就更要准备与其身份相应的更多的巨额陪嫁。而回鹘之所以要求真公主，正是冲着这些巨额陪嫁而来的。此外，加之在绢马贸易中，回鹘一直希望唐朝能稳定持续地向其提供绢帛，在这一意义上真制公主对回鹘来说也十分重要。

从假制公主的历史时代的必要性来看，朝廷要求和期待和亲公主能担负起连接不同国家以及民族的责任。如果认为和亲公主只是单纯嫁人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和亲公主肩负着体察本国的意向、了解打探对方的国情，或牢牢抓住结婚对象的国王或可汗之心，或以文化、习俗的力量等来感化对方等使命。根据情况有时候还必须具有可能被本国抛弃的思想准备。对于深闺中养尊处优长大的皇帝女儿来说，显然无法胜任上述这样一种角色。于是必然需要从皇族中选拔具备上述资质以及容貌的女性。之所以在皇族里选拔，不仅因为其要作为公主出嫁，而且也是为了避免该女性嫁出去以后背叛本国，因而有必要保证其父母的门第血统纯正。可以说，和亲公主当是经过相当仔细的筛选才决定下来的。

关于和亲公主都是优秀的人才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下嫁吐蕃的文成公主及金城公主的事例就可以明白。文成公主给吐蕃带去了中国的制度及文物，终止了吐蕃以赤土涂面的习俗，她还通过把吐蕃有地位人物的子弟送去长安游学等方法，致力于推动唐蕃之间的相互交流，使得唐蕃之间不再发生军事冲突。据说文成公主身材丰腴，是一位典型的唐代美女。金城公主则在玄宗年间唐蕃持续对立的形势下，为和平而尽力，努力地致力于唐代文化的传播。

在进入下一个时代即五代、宋代以后，和亲公主出场的必要性以及舞台已经完全消失。或许可以这样说，所谓后唐真制公主和亲，就是已经完成使命的和亲公主的最后亮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