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麦孟华、李岳瑞、佘守。梁启超认为近代中国之衰败，唯有崇尚法治，始得振衰起隳，富国强兵。今天我们说一说中国历史上的六大政治家他们分别是:管仲、商鞅、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张居正。

第一位、管仲

管仲是春秋时期的先秦诸子之一，是当时叱咤风云、相齐独霸天下的显要人物。作为稍晚于管仲的同时代的孔子曾对管仲进行了一番深刻而较为集中的评价。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有着肯定性与否定性的对立冲突，但恰恰在这矛盾性认识中，隐伏着孔子思想的真谛。

管仲经鲍叔牙推荐，相齐辅佐桓公，为齐国独霸天下，立下了首功。“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①但管仲具有不修小节而胸环大志，以功名显扬天下为荣、为重的人生理想。正如管仲谈鲍叔对他的认识：“知我不修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②管仲不仅对自己有这样的要求，对待别人也不是计较小节，而重志向。齐桓公自称“不幸而好田”，“不幸而好酒”，“不幸而好色”。当他问管仲“寡人有邪三，其犹尚可以为国乎”时，管仲向他分析这些毛病：“恶，则恶矣，然非其危者也，人君唯犹与不敏为不可，犹则之众，不敏不及事。”③在这里，管仲要求人要急国家之大功大利，而不要拘泥于个人的小辱小耻。这种功名观是从富国强兵、争霸天下的根本目的和实际利益出发的。面对春秋时期群雄逐鹿的乱世局面，管仲的功名观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与客观依据。但也还是管仲的这一观点，却在后人的视界中引发出矛盾性评价。

第二位、商鞅

有肯定与否定两派观点。多数持批评态度。肯定商鞅的人，比如王安石认为：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这是在肯定商鞅的治国方略。”而资治通鉴中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虽说商鞅刻薄，所谓“乱世用重典”本也无可厚非，反而说明商鞅之诚信品质。梁启超也在《中国六大政治家》中，将商鞅列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与管仲、诸葛亮、李德裕、王安石和张居正同列。

商鞅的改革是战国最彻底的改革，秦国完成了社会性质的转变，奠定了未来秦统一的基础，这和商鞅个人的能力息息相关，但应该看到，商鞅变法成功根本是因为秦国有最适合变法的政治土壤。历史课本没有骗大家，这才是标准的唯物史观。

第三位、诸葛亮

晋臣陈寿（其父因罪为诸葛所杀）的《诸葛亮传》对诸葛也是肯定的称颂的，可又为何那些自称学究古今一切从历史出发的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贬低人们心目中的偶像。 当然，历史是苍白的。如果只看历史，轰轰烈烈的三国时代也许和五代十国一样不被人熟悉。幸亏一部三国演义，结合断代史《三国志》和 评书和传说，再艺术加工。要不然我不会喜欢三国，更不会敲这么些字来写这篇文章。 实际上，易中天对诸葛亮的评价，主要还是沿袭许多史学家的“定论”，即，诸葛亮是个伟大的政治家，而非杰出的军事家，当然对三国演义、民间流传的诸葛亮的神话用兵全盘否定，甚至将“锦囊妙计”看成笑话，否定诸葛亮之智，认为是民间的胡编乱造。

第四位、李德裕

或许大家对于李德裕并不熟悉，其实他做宰相期间，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一言一行都很谨慎。从来没有为亲人朋友走过后门，为百姓谋福利，很得民心。之所以没有名流史册，大概是因为他很低调和谦恭，不太与百姓有来往。他的父亲也做过宰相，家境优越，受到良好的教育。

李德裕虽然出生在传统社会，却不是一个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更与腐儒风马牛不相及。他从小讨厌“四书五经”，喜欢阅读《左传》、《史记》、《汉书》以及诸子百家的经典。他读书不是为了参加科举，而是为了充实自己，丰沛自己，在经典中寻找与自我的共识和共鸣。对他来说，命运之神早已眷顾。所以他，也只有他，才会对自己崇拜的偶像裴度的老师武元衡自然自由自信的回答和调侃，不仅没有受到批评，反而受到武元衡在其父李吉甫面前对其的点赞和表扬。

李德裕与其父李吉甫均为中晚唐一代名相。唐武宗与李德裕之间的君臣相知，相扶相持，互为依仗，共同缔造了“会昌中兴”，亦为中晚唐之绝唱。千年而下，尤为后来者心向往之。

第五位、王安石

推行王安石变法的主要目的是『富国』、『强兵』。虽然变法推行的时间不长，但得到很好的效果。在熙宁间的六、七年内，京畿及各路兴修水利共一万七百余处，溉田三十六万多顷，等于全国垦田数将近十分之一，令人民得到好处。 均输、青苗、免役、市易、方田均税等法之初步施行，有利于抑制豪强缙绅、高利贷者和富商大贾，给贫苦百姓带来一定好处。由三司制定的国家预算，大大裁减了冗费支出，每年可节省行政费十分之四。荒地的开垦和方田地丈量也使得政府税收有所增加。冗员冗兵的裁减，不仅使府库比前充实，也使军队战斗力有所提高。当时全国保甲民兵约七百余万，为仁宗朝兵额之六倍，但训练费用仅占以前募兵费的五分之一。神宗时对辽、西夏作战虽仍不利，但熙宁六年曾收复了熙州、河州、洮州、岷州等地，使国防稍有改善，而神宗，哲宗二朝得获短期之安定局面。

第六位、张居正

转一个张居正的评价。前些日子在《明朝那些事儿》上看到的一段对张居正的评价，非常喜欢。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以一介草民闯荡二十余年，终成大器。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也有缺点，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一句话，他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而是一个复杂的人。但在明代浩如烟海的人物中，最打动我的，却正是这个复杂的人。

直到我真正读懂了张居正，读懂了他的经历，他的情感，以及他的选择。我才找到了一个答案，一个让人宽慰的答案。他用他的人生告诉我们，良知和理想是不会消失的，不因富贵而逝去，不因权势而凋亡。不是好人，不是坏人，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良心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