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欢迎来到“关于历史的小故事”百家号阅读文章。今天和大家讲的人是司马谈。

司马谈在汉武帝建元年间作了太史令，通称太史公。这是史官，汉武帝新恢复的一种古官。官位不高，职权不大。主管天时星历、祭祀礼仪、搜罗并保管典籍文献。这是史官的传统。他的三个方面的文化学习，有的可能学得早些；有的可能是在做太史令到长安以后的事，因为到这个时候不仅执掌上有迫切的需要，而且也具备了便利学习的条件。史官掌握文化知识，是历史上出现最早的一种官。从殷周奴隶社会时代到春秋战国奴隶社会转变为封建社会时代，史官的职权、地位逐渐降小、降低，但他们的政治立场或态度，从来没有改变，无例外地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而掌管文化事业。他们的职掌，历代相传，最重要的是为统治阶级记言记事。在101股周时代，他们记录的是最高奴隶主即帝王的言和事；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社会阶级的升沉变化，他们记录的范围相应地扩大到各国统治者及其卿大夫的言和事。

他在大约三十年的太史令职守上，在“百年之间，天下遣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便利条件下，不仅有论述历史的志愿和计划，而且很可能已开始了部分的撰述工作。司马谈是个读书人，在做官之前，不可能是一个劳动的农民。司马迁小时候在家乡也未必是一个完全的牧童，大概在做牧童的同时已开始了学童的生活。司马谈到长安作官以后，司马迁自然地随着父亲到了长安，因而更能专心学习，有了更多的学习机会。司马迁自说“年十岁则诵古文”，当是到了长安以后的事情。所谓“古文”，就是用古代文字写的典籍。司马迁十岁时所诵的“古文”，就是指某些用古文写的书，不必专指某一种书。他所以这样说，表明他很早就有古文的修养，他的童年学习是艰苦而正轨的。

但在统治思想上，司马谈当时是有不同的看法的。他有一篇《论六家要指》的文章，论述春秋战国以来众多的学术思想流派，区分出重要的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在这里，他对于阴阳等前五家都有所肯定和批判，而对于道德一家即道家则完全肯定地加以赞扬。他认为道家思想已批判地采取了其他五家思想的长处。道家思想即“黄老”学派的思想是汉王朝初期的统治思想，皇帝、皇后、贵族、大臣、学者、隐士爱好、奉行“黄老”，盛极一时。黄指战国以来传说中的黄帝、老指老子。这一学派主要以战国时代的《老子》为依据，认为虚无的“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本，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无不为”，就是司马谈所说“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也就是适应时势，顺其自然。这样统治者就会得到清静、安宁。汉王朝是在篡夺了秦末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果实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汉初统治者鉴于秦王朝短期覆灭和农民起义的教训，一方面大封贵族王侯以图保卫王朝的统治；这是迫于形势的倒退措施，必然走向反面。

汉王朝的统治区，在汉初并未达到全国，只有十五郡。一方面承长期战乱之后，人口消耗、地广人稀、生产力低下的现实，缓和压迫、减轻剥削，扶植中小地主成长，鼓励个体小农开垦，以图安定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道家黄老思想是适应这种政治经济的需要的，因而流行一时，成为统治思想。司马谈接受道家黄老思想的影响，在西汉初期几十年，是很自然的。汉武帝当权后，经过汉初六七十年的社会安定及汉景帝对吴楚等七国叛乱藩王的打击，汉王朝的封建统治已经相当巩固。随着生产事业的发展，社会物质财富的增长，它必然结束“清净无为”的局面，走上强大发展的阶段，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春秋战国时代孔子、孟子所讲仁义道德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一套，就是应时的、合适的需要，因而被认为代替了道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决不是随意的选择，而同样是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决定的。司马谈这时依然独崇道家，显然不合时宜，落后于封建国家形势的发展。

但汉武帝时代，实际对各派思想并未加以严格禁止。汉武帝尊重的董仲舒，特别提拔重用的公孙弘，都不是单纯的儒家。董仲舒以儒家而讲阴阳家的学说，公孙弘“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学黄老之言”的汲黯，并未遭到冷遇，汉武帝曾两度特任他为郡太守，“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可见汉武帝时代的统治《史记》卷十七《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第五》“汉独有三河、东郡、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内史，凡十五郡，而公主列侯食邑其中。”三河指河东、河内，河南，加东郡、颍川，南阳，共六都。江陵以西至蜀五:南郡、江夏郡、汉中郡、广汉郡、蜀郡云中至西三云中定襄郡、陇西。以上加内史，共十五郡。

实际是儒家思想而兼用阴阳家、法家和道家“黄老”的思想，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并不“纯任德教”，就是司马谈独崇道家，也还承认这三家各有所长而为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作为学术论文，司马谈的这篇《论六家要指》，不仅给司马迁后来为先秦诸子作传以很好的启示，而且也给后来刘向、刘歆父子对先秦诸子的流派分类以重要基础。这篇论文是有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的。小编觉得汉武帝时代统治思想的复杂化是当时社会矛盾、阶级斗争复杂化的反映。司马谈的史官立场和工作及其政治思想对后来的司马迁都是有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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