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很多人一提及秦始皇，便想到“焚书坑儒”，并将其当作秦始皇残暴，毁坏历史文化的依据，为正视听，探求原历史真貌，本文将简述“焚书坑儒”史实原委。

关于“焚书”，《史记》的描述是：始皇三十四年生日那天，他在咸阳宫摆设酒宴，七十位博士颂祝寿辞。《汉书‧百官公卿表》中说“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也就是说，秦朝的博士制度承沿战国传统，他们的地位是很高的，可以参加国家大政的商讨会议。

在酒宴上，分管教育的博士周青臣，首先致辞称颂了秦始皇的功勋。他回顾了秦国过去“地不过千里”，称颂秦始皇“平定海内，设立郡县，放逐蛮夷，人民得以安生乐业，永无战斗之患，功德巍巍，自古帝王皆不能及”。秦始皇听后很高兴。但博士齐人淳于越却认为这是谄媚之词，并以古为例，认为分封制好，提出凡事应师法古人才能长久。

公开以古非今，而且否定已经实行的郡县制，淳于越的胆子不可谓不大，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彼时博士们可以各抒己见，言论还是有一定自由的。更让人惊奇的是秦始皇的反应，《史记》的记载是“始皇下其议”，让大家再讨论讨论。

几日后，丞相李斯以淳于越食古不化、攻击新制的理由，上书《焚书令》，称“从前诸侯并起纷争，才大量招揽游说之士。现在天下平定，法令出自陛下一人，百姓在家就应该致力于农工生产，读书人就应该学习法令刑禁”。在丞相李斯的建议下，当时烧诗，书和百家语，还有民间私藏的诸侯史记，除此之外算卦的书，医疗的书，种植业的书，还有先秦的诸子著作这些都不烧。

李斯的上书，始皇的批阅是“制曰：可。”但不是“诏曰：可。“通常来说，“制曰”只为宣示百官之用，并不下达于普通百姓，而“诏曰”则是要诏告天下。这个颇为中性的批示，既肯定了李斯的忠心，但也暗示了焚书的范围和程度。

而从汉朝建立后并没有出现典籍奇缺（除了秦国文书），需要官方复刻、抢救的现象来看，从今天在湖北出土的秦简看，秦朝时应该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焚书事件。《剑桥中国秦汉史》也认为，秦朝“焚书所引起的实际损失，远没有想像的那样严重”，更多的是毁于战乱。

这也就意味着李斯听懂了秦始皇的弦外之音，并没有在全国下令焚书，即便有，也只是在国都咸阳小规模进行的，而且要注意的是博士官署保留的大量书籍并没有被毁。此外，淳于越本人也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焚书坑儒”实是秦始皇灭六国后为统一思想、保护神传正统文化、正道修炼而采取之两项重大措施。秋战国时，神安排道、儒初传，因相生相克之理，必然出现鱼目混珠、正邪同在的局面。在世间就是后世所称“诸子百家”之时代。此时诸侯纷争，战乱不断，思想文化却是空前活跃，各种思想流派、学术团体纷纷出世。仅从学派来讲，就有所谓“九流十家”。其中有神派遣的开启文化、丰富人类思想内涵者，亦有人世间极力破坏神传文化者，良莠混杂，真假难辨。

秦始皇虽然武力征服了六国，仁慈所致，并未赶尽杀绝，六国中妄图恢复过去势力者大有人在。利用思想、文化干扰，欺诈、行骗、诋毁新政、干扰正道，以至复辟，则是秦始皇面临之严峻考验。保护正统文化、统一原六国民众文化规范势在必行。

从这件事上，我们看到了秦始皇对儒生的大度和宽容，看到的是他的才智超群，看到的是他对全局的认真审视、对文化的传承负责的态度，以及其高超的处理艺术。这样的秦始皇的身上，闪耀的是夺目的人格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