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汤的作为被晚年的汉武帝否决与批判。图为西安汉武帝雕像，高21.5米

张汤自幼深受时任长安丞的父亲熏染影响，正如那个广为流传的“张汤审鼠”案中所反映出来的那样：张汤之父在发现儿子审鼠判决文笔“老辣如老狱吏”后，并没有一笑了之，而是很快对他进行了更为系统的学徒式训练。这是中国古代世代相传的专业性官职“畴官”的典型做法，反映了朝廷官僚的世袭化和职业在家族固定传承的封闭倾向。不过，张汤一生历三帝，其政治才华在子承父业后还是沉寂多年。

在这个颇需要实干才能和耐性的低级职务上磨练多年的张汤，展现出了超常的政治嗅觉和过人的投机头脑。

外戚田胜曾因罪下狱，张汤尽心帮助，两人交情极深。后来田胜被释后受封为周阳侯，积极将其引荐给贵族豪右。不久，丞相田蚡征召张汤为丞相史，又将其推荐给汉武帝，补任为侍御史。张汤抓住这一在帝王身边任职的机会，先后治陈皇后事，淮南衡山王谋反事，迅速脱颖而出。当然，张汤仕途进入快车道并非全凭揣度帝王好恶，巧言令色。在处理陈皇后巫蛊案时，张汤穷追其党羽，唯独将陈皇后交由皇帝定夺；在同赵禹编修法令时，务必使法令严密以防范有损帝业之事；在处理同僚关系上，严格但又故意放任，实则暗地掌握下属的过错和疏漏，过去很久后才在不经意间指出，可谓恩威并重的老手；在处理地方藩王谋反之事时，张汤事必躬亲，且据理力争将武帝欲宽宥的叛贼严惩不贷，令武帝印象深刻。总之，张汤既能够体谅下情，又能够秉承上意，还能够矫正帝王之小过，方才得到皇帝的尊重和信任而晋升要职。

随着张汤决断国政，行丞相事，中央到地方都出现了大批酷吏，官场刮起了酷吏政治旋风，儒生与酷吏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同时，张汤在担任御史大夫时治事严苛，用法严峻，着力打击富商豪强，结怨颇多，一度出现上至公卿下到黔首纷纷指责的情形，其自身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

在双重压力之下，《后汉书·应劭传》载：“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大狱，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深谙帝王内心的张汤开始思考武帝的用心，并逐渐向董仲舒的主张妥协，引礼释法，将法家的刑名法术融合儒家的道德礼义，这是张汤试图解决武帝穷兵黩武以及大行酷吏政治所造成的社会危机之法。自此，这位长安丞之子开启的酷吏政治随儒家政治共同取代西汉贯彻了一百余年的黄老无为思想，为皇帝中央集权，决断国政提供最为锋利的文刀舌剑。

当然，张汤始终以帝意作为治狱准绳。皇帝肯定的，他就记录为断案时的法律依据；皇帝意图加罪的，他就穷治其罪；皇帝意欲宽恕的，他便引经用典减轻其罪状。张汤深知，其位其政皆是赖于皇帝支持和赐予。

汉武帝始终致力于建立“大汉天下”，凭借汉帝国七十余年休养生息的基业，大兴兵戈，征讨匈奴。恰逢山东干旱，百姓流窜，世袭贵族土地兼并愈发严重，豪右大族勾连官吏巨贾，府库空虚，张汤敏锐地发现了这其中的历史机遇，从自己最擅长的刑狱监察领域出发，积极进言武帝收回诸侯国铸币权，由中央统一铸造五铢钱。张汤还力谏盐铁官营，打击地方富商大贾；更是公布了缗钱令，助武帝剪除大批豪强贵族势力。于是，武帝对其倚重日渐超过了丞相，君臣二人终日促膝长谈国家财政大事，张汤的威望日益隆重。

尽管张汤为吏严苛，但他同僚和友朋却日常周到，不论得势与否，张汤总是极尽朋友之谊，不畏冬夏亲往拜见，赠以酒食。张汤时刻谨记着要凭借着这种好人缘，以确保在其用法苛刻，甚至有失公正之时，仍然能得到赞誉。正是他这样如此经天纬地之才，一步一步将汉武帝振兴大汉之梦变成现实。不过，张汤的酷吏生涯遇到了最好的时代，但也是最坏的时代。当时大汉正处在最为恢弘威严的时代，物极必反，恰好也处在了由盛转衰的节点上。

最初，汉武帝的“大一统”政策完全需要以张汤为首的“严而少恩”的酷吏集团铁腕治理豪强贵戚和刁民顽劣，酷吏政治将“汉承秦制”推向了顶峰。起初的“汉承秦制”因汉初实行“黄老政治”，只是表现为法典上的抄袭，到了武帝之际，因行集权专制之需，开始全面继承“秦制”，法家治国走向极端。正如《道德经》所言：“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走向巅峰的酷吏政治不可长久，正如严刑重典不可长久一般。武帝晚年开始反思这一过于强硬和苛责的治世之法，张汤也饱受诟病，出力不讨好。当张汤即便借用儒家引经决狱却不能减轻法家酷吏政治给社会带来的创伤后，武帝不得不丢车保帅，赐张汤自尽。张汤死后家产不足五百金，皆得自俸禄及皇帝赏赐——这位以酷吏闻名的官吏竟清廉至极，说明了人性的复杂。

张汤酷吏生涯的起伏是武帝由法入儒的心路历程。或许是一种补偿，张汤的为人处事影响了儿子张安世，他以帝意为本的为吏之道和阳儒阴法的审判技艺被其子加以灵活运用，最终位极人臣，使得张氏家族荣宠益盛。（沈玮玮 钟楷）

（作者单位：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

来源：检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