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既往历史的认识和解读，跟自身所处的时代紧密相关。每当历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历史书写便面临新的使命，即如何从新的历史制高点，回溯过去，识辨既往与当下之间的连接，修正曾经为人们所广泛接受的历史认知架构。这里所谓的历史认知架构，是指对一个特定时段的历史过程的提纲挈领的总体认识，所强调的是这一时段的历史主题，亦即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这一线索犹如一个故事，有其起源、中间过程和结局，也就是所谓的「主叙事」（masternarrative）或「宏大叙事」（grandnarrative/metanarrative）。不同于具体历史事件的一般叙事，主叙事所突出的是一个长期历史时段的总体发展脉络；国内史学界过去有「历史主线」之谓，意思相近。主叙事对历史书写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为人们认知历史过程提供了一个全景式的画面，犹如站在深山远处，可以略去枝枝节节，看清整片森林。更重要的是，主叙事给人们启示所叙历史过程的意义，启迪历史发展的方向，为具体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提供了一个参照系。历史书写离不开叙事的建构，没有叙事便没有历史。而主叙事的建构，更是历史书写的重中之重。

古人写史，颇懂得叙事的建构。孔子编《春秋》，表面上看，只是一部以鲁国为中心的零零碎碎的历史事件编年而已，但是究竟哪些事件值得收录进去，哪些需大书特书，哪些可忽略不述，贬谁褒谁，皆以其编史的要旨为归依。这个要旨，用司马迁的话说，即是「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惡惡，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后人编史，无论采用纪传体、通鉴体，还是纪事本末体，其史事的择取和编排，均遵照史家的基本思路，要么为了「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要么明辨「历代兴衰治乱之故」，为人君治国理政提供借鉴。

司马迁

西人对长期历史过程的理解，亦离不开宏大叙事的建构。黑格尔（GeorgW.F.Hegel）心目中的世界历史，便是以理性形式呈现出来的绝对精神，经过人类历史的童年、青年和壮年，通往其终点即自由的历史过程；此过程分别以中国、印度和波斯为代表的东方精神，古希腊、罗马所代表的古代文明，以及日耳曼民族所创建的现代民族国家呈现出来5。此一欧洲中心的线性历史观，对后来西方左右翼阵营的普遍主义宏观历史诠释，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二十世纪以来流行于东西方知识界的民族主义历史叙事，更是把民族国家的建立和人民主权的实现，当做人类现代历史的归依。美国主流社会以白种盎格鲁—撒克森（Anglo-Saxon）清教徒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则以「天定命运」的驱动为主轴，描述美国边疆的扩张进程，在众多民族主义历史书写中别具一格。而以「美国故事」为蓝本的现代化理论，以及由此所产生的现代化宏大叙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西方和非西方世界兴盛一时，并且在苏联解体之后，又借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回光返照。

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不同时代的史家也为近世以来中国的历史演进，提供了各种版本的宏观历史叙事。概而言之，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即流行于1930和194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近代化」叙事、源自同一时代但在1949年之后长期在中国占据正统地位的「革命」叙事，以及从1980年代晚期开始日渐盛行的「现代化」叙事。这三种主叙事的出现和流行，都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都是为了回应国家、民族或党派在现实中所面临的挑战而从历史中寻求解答的结果，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史家乃至整个知识份子群体的意识形态偏向和政治立场，并且都跟他们所同情或拥护的政党或政权的议程和需求相关。

从近代化视角观察十九世纪以来中国所经历的一系列变革，以及现实中的中国所面临的最急迫挑战，曾在193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主流媒体以及为公众所广泛认可的历史教科书中颇为流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1939年出版的蒋廷黻所著《中国近代史》一书。在此书中，蒋把「近代化」界定为科学知识和技术的传播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创建，并以此为标准，衡量十九世纪以来在中国次第实施的四个「救国救民」方案，即1860至1890年代的洋务运动，1898年的康有为、梁启超百日维新，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以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建国方案。他认为前三者皆不彻底、不成功，或逆历史潮流而动，只有国民党所实施的最后一道方案，才是「民族再生的唯一途径」。需强调的是，此书写作前后正值日本大举侵华，中国面临着空前严重的民族存亡危机。因此，跟诸多自由派知识精英份子一样，蒋对国势忧心忡忡，认为当下中国最紧迫的任务，是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只有出现了这样一个政权之后，现代化方有可能实现。为此，他主张「民治」的长远目标需让位于「短期之专制」，同时认为「破坏统一和阻碍建设者都是民族罪人」，其矛头直指不服从国民党政府领导的地方割据势力，包括共产党的革命根据地。

蒋廷黻

中国近代史中的革命叙事，同样兴起于1930和1940年代。在诸多革命史家中，影响最卓者当数范文澜；其写作《中国近代史》一书，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国民党的文宣攻势，包括蒋廷黻所著近代史书中对国民政府的高度肯定和对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的质疑。其历史书写因此具有高度的实用性和针对性，他抓住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软肋，把蒋及其追随者等同于对日投降派，并以满汉冲突和对外关系上的抵抗派与投降派为主轴，诠释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主要历史人物。

但这种高度实用化的历史书写，在1949年共产党建国之后不久，便让位于「学科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叙事，其重要表征便是1950年代为了适应历史「通用教材」的写作需要而形成的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共识，即把近代史的期限界定为1840至1911年，把中国近代史诠释为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反帝国主义、反封建斗争的历史，并以「三次革命运动高潮」（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作为历史叙事的主轴。此后数十年里，此一叙事架构一直构成中国大陆中国近代史教材的标准表述。这一共识的形成，源自1950年代中期围绕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所展开的一场争论。参与争论的史学家曾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包括阶级斗争、主要矛盾以及生产方式）阐述中国近代史的主线及相关分期，结果胜出的是胡绳所提出的以阶级斗争为主线的「三次革命高潮论」。这个方案之所以得到史学界大多数同仁的支持，并且最终成为官方近代史教材的标准叙事架构，不仅由于苏联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在建国初期有巨大影响力，也跟当时通过思想改造在知识份子中间刚刚建立的革命话语霸权有关。

1980年以后，围绕中国近代史的分期和主要线索，又发生了第二场争论，断断续续历时近二十年。当时为了顺应改革开放的时代要求，同时受知识界「新启蒙」思潮的影响，部分思想敏锐的近代史研究者质疑过去的革命叙事，重新评价并肯定过去一直被否定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乃至国民政府时期的各项建设。最早发起这场争论、同时也是影响最大的，当属李时岳在1980年发表的论文〈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文中他对「三次革命高潮论」作为近代史主线提出质疑，同时提出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独特理解，认为中国近代史包含两个同时并存的过程，即中国从一个独立国家走向半殖民地的沉沦过程，与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半封建社会的上升趋势，其核心内容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李时岳据此提出中国近代史的「四个阶梯论」：第一个阶梯，即太平天国运动，只是一个铺垫；后三个阶梯，即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才构成中国近代史的救亡主题。

应当说，这两次大讨论各有其积极意义。第一次争论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的学科化建设，但同时也使得中国近代史的解释框架固定下来，并且走向僵化，无法适应领导层以历史服务于现实的不断变化的实用主义需求，为1950年代晚期和1960年代的「史学革命」埋下伏笔。第二次争论产生于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推动了对近代史上一系列重大问题的重新思考。但是这两次讨论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就时间范围而言，大多数参与这两次争论的史家，均把中国近代史界定为1840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为止的历史，将晚清和民初的历史与1919年以后的发展人为地加以隔断。尽管在事实上，愈来愈多的史学家在历史写作过程中倾向于把1840至1949年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统称为中国近代史，但如何理解这段历史的主线和分期，并没有形成共识。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他们对中国近代史的界定过于狭隘，仅仅着眼于以历史书写服务于当下的现实政治。就定型于1950年代的革命叙事而言，书写近代史的首要使命，是为了证明中国在经历三次革命高潮之后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而对1980年代主张现代化叙事的史学家来说，近代中国的使命是要摆脱封闭、落后的状态，走向全面开放，学习和赶超西方，最终融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在现代化视角下书写中国近代史，便是要论证这一历史轨迹的源流和归属。由此形成的「现代化」说，把中国近代史解读为中国打开国门、学习西方、走向资本主义道路或现代化的过程。到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受引进自美国的现代化理论影响，愈来愈多的年轻一代历史学人倾向于把中国近现代史解读为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走向现代化的历史；研究的重心也从过去的革命运动转移到跟工业化、城市化、宪政运动、新式教育、出版、体育、宗教、公共卫生事业等等相关的全新课题上。一时间，「近代化」或「现代化」成为中国近现代史著述中最常用的关键词。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受海外后现代史学和新文化史概念、方法的影响，同时作为过去近代化和现代化课题的延伸，国内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一方面，历史档案的开放和利用，使研究者能够在摆脱过去革命史框架的制约之后，对近现代史特别是国共两党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人物，进行深入的研究和重新解读。这些新的研究成果日积月累，对原来的革命叙事起到解构的作用。另一方面，地方档案的挖掘，也推动了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基层各个领域的深入变革的探讨，研究者多能摆脱过去流行的现代化叙事的窠臼，就事论事地探讨具体问题。因此，经过近二十年的积累和拓展，国内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已经有了重大变化：研究课题之多样、细致，涉及内容之广泛、全面，发表论著数量之大，都是近一个世纪以来在该领域所不曾有过的。

但不容否认的是，著述数量上的扩增和研究深度的拓展，并没有带来整个中国近现代史诠释架构的与时俱进。事实上，在革命和现代化这两个主叙事被解构或淡化之后，虽然近现代史著述大批量涌现，总体上却处在一种无序的状态。相对于过去历史书写的过份政治化或「以论带史」，今日大多数史学家愿意就史论史，固然是一种必要的纠正。但是，如果写史者仅仅满足于埋首故纸堆，专注于资料搜集和整理，不去思考历史书写跟研究者置身的时代处于怎样一种关系，不把所着手的研究课题及其问题意识与整个学科的范式演进联系起来，便无法在学科建设中进行精准的自我定位，而历史写作本身，则除了满足学位获取、职称升迁或项目考核的功能之外，也就失去了其应有的社会意义和更为重要的学术价值。

这跟西方（至少是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呈现出鲜明的对比。美国的中国史研究，具有明显的范式演进和代际更迭特征；每一代的研究范式的形成，都有其特定的学术渊源和时代背景，都在同一个范式的引领和不同学科的交叉影响之下，在问题意识上展现出新的取向，在诠释架构、理论、方法和概念体系上呈现出新的特征——人们的学术研究都在围绕着旧范式的解构和新范式的建立而展开。如果我们把这个范式或新一代学术成果的形成比作一座建筑的堆砌的话，那么几乎每一本新出版的专著或论文，都可以作为一片砖瓦，精准地放到这座建筑的特定部位。

当然，国内的近代史研究并非从来没有范式演进和代际更迭的特征。1950年代至1980年代前半期曾经占据正统地位的革命史学，便有一套独特和完备的认知范式、问题意识、理论体系和概念方法；1980年代晚期和1990年代盛行一时的现代化史学，也在打造其研究范式的道路上进行了认真的努力。可以说，历史书写中的细节与整体的关系，一直都较为清楚。但是最近一二十年来，国内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碎片化」却是公认的事实；这一现实所折射的，则是中国近现代史的整体认知架构和叙事建构一直处在停滞、不作为、与时代愈来愈脱节的状态。虽然新论著层出不穷，并且已经提供了太多的细节，但整体画面却无实质性变化，甚至在原有的主叙事褪色之后显得模糊不清、残缺不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