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书》开始流传之时，就有了很高的声誉。学者们研读《汉书》已成风气，所以《后汉书班固传》说：“当世甚重其书，学者莫不讽通焉。”马融是一位以博通经籍出名的学者，在东观负责典校秘籍，他还要向班昭执弟子之礼，专门学习《汉书》，可见《汉书》在官方当局和学者社会中享有很高的地位。经过三国魏晋到隋唐，推崇《汉书》并为它作注的人，历代都有名家，成为一门发达的学问。“汉书学”这个名词就是在晋唐时期形成的。《新唐书儒林传》概述说：“是时《汉书》学大兴。”这样说毫不夸大，我们可以举出一些有趣的事例，从中看出其“大兴”的盛况。

三国时代，孙权是江东霸主，他一心要让后继者保住江东的帝业，立孙登为太子，亲自过问对他教育的课程，安排他学习《汉书》，使之“习之近代史事”。当时研习《汉书》，极重师承传授，在江东，熟习《汉书》的权威学者，是孙权的首席谋士、大臣张昭。但张昭事务繁忙，不可能亲自给太子授课，于是让太子的师傅张休每次先到张昭处听讲，然后回到太子府中给孙登讲课。这样做尽管颇费周折，但由于孙权对读《汉书》格外重视，所以从太子孙登和大臣张昭以下，也都乐意这样做。东晋以后，中原地区陷于分裂战乱，但是在混乱之中，有些国君以至一般士大夫，仍然把研习《汉书》作为很紧要的事情。十六国时期，羯族部落首领石勒建立了后赵国。石勒性格凶悍，但他在苦难曲折的经历中，也养成了非凡的军事才能。他不识文字，却常叫人为他读《汉书》，他能听懂书中大意并能提出自己的见解。听到郦食其劝汉高祖封六国旧贵族后代时，石勒大为吃惊，说：“这个办法已经不合时宜，高祖为何却能得天下呢？”读到张良进谏，石勒又说：“幸得张良提出了正确的建议，高祖才能取胜！”这说明，在当时进入中原地区少数民族逐渐汉化的过程中，《汉书》是一部受到重视的历史教材。

南北朝时，陈朝与北周对峙。陈宣帝时，派遺在史馆任职的姚察以兼通直散骑常侍的身份，出使北周。姚察精研《汉书》，有著作多种，不仅在南朝受到敬佩，北周土大夫中也有人仰慕他的学问。北周也有一位研究《汉书》的专家，他是沛国土大夫刘臻，当时是“露门学士”，酷爱《汉书》，《隋书文学传》把他列为第一人，说他“精于《两汉书》，时人称为‘汉圣’。”当时的两国是对立的政权，官员之间的私人接触很受避忌。但刘臻认为这次姚察出使北来，正是切磋学问千载难逢的良机，便趁人不注意，偷偷地来到公馆中找姚察请教，一口气提出了十余条疑问。姚察见此情景也很是感动，对刘臻的问题一一详尽地作了解答，刘臻听得连连点头称是，心悦诚服。这个故事见于《陈书姚察传》。刘臻为研读《汉书》而甘冒风险，去找一般人心目中的“敌国”来使求教，正好说明《汉书》当时对士大夫具有巨大的吸引，而且成为南北朝时南北之间文化交流的佳话。由此可见，三国、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从国君到一般士大夫，确实将《汉书》当作必读的历史教材。

在这种风气推动下，从东汉末年到唐初，历代都有一大批学者专门对《汉书》传授注解，在不同时期都出现有名家。“《汉书》学”本身也曾经历一个发展过程。开始时，偏于音释者居多，有应劭著《汉书集解音义》24卷，（按，此书据颜师古《汉书叙例》，应为臣所著）服虔著《汉书音训》一卷，韦昭著《汉书音义》7卷，刘显和夏侯咏各著有《汉书音》，各2卷，萧该著《汉书音义》12卷，包恺等著《汉书音》12卷，孟康也有注音的著作。后来，进一步发展到重视注释典故和地理，如晋灼著《汉书集注》13卷，陆澄著有《汉书注》102卷（至唐初只存一卷，其余已佚），韦棱著《汉书续训》卷，姚察著《汉书训纂》30卷，《汉书集解》一卷。隋朝初年，有个亡国贵族，却由于深通《汉书》和其他典籍，在隋朝受到上层社会的看重，并且授了爵位，此人便是萧该。他原是梁朝鄱阳王萧恢之孙，曾封为攸候。

梁亡之后，他与大学者何妥到隋朝都城长安。因为萧该熟习《汉书》，很受官家及士人看重，并且赐爵山阴县公，拜国子博士。他和国子监的一位教师包恺，并为当时研究《汉书》的名家。二人被奉为宗匠，聚徒教授，在弟子名册登上名字的达数千人。据此我们可以想象到《汉书》学空前的盛况。至唐代，《汉书》学继续发展，处于“大兴”之势，并出现了研习《汉书》总结性的著作。先有颜游秦著《汉书决疑》12卷，内容精当，“为学者所称，后颜师古注《汉书》，并多取其义耳。”（《旧唐书颜师古传附颜游秦传》）就在包括颜游秦在内历代学者往释《汉书》成就的基础上，颜师古撰成《汉书注》），完成了一件集大成的工作。他广搜博采，甄别辦明，举几在注音、字义、制度，史实、纠缪各方面都很有成就，成为历代学者研读《汉书》不可缺少的参考著作。颜师古特意撰成《汉书叙例》一文，集中论述了下列三个问题：一是总结东汉以来主要的注释成果，评论其得失；二是论述自己注释的要求和意图；三是总列为《汉书》作注有贡献的学者，写明他们的字号、爵里和简要生平，以作表彰。

颜师古的工作做得十分出色，太子承乾郑重其事将这部注呈送给唐太宗，太宗很是赞赏，赐给师古丝物二百段，良马一匹，以示奖励。当时学者则把杜预注《左传》和颜师古注《汉书》并提，称二人是这两部原著的功臣。宋人晁补之称赞说：“颜师古解《汉书》所以得忠臣之名者，以其尽之矣。《汉书》未经颜氏之前，凡几家，一经颜氏之后，人不能易其说。纵有措辞易之者，如明月晓星，不能有其明也。”朝廷的重视和颜师古注释的成功，对于《汉书》学无疑是进步的推动。据《新唐书儒林传》载：在当时众多研习《汉书》的学者中，最著名的有刘伯庄、秦景通兄弟、刘讷言，都被称为“名家”。秦景通和他的弟弟景曜因为一同精通《汉书》，被称为“大秦君”和“小秦君”。这样算起来，从南北朝以来，精《汉书》已有四代名家，即：第一代，姚察；第二代，萧该、包恺；第三代，颜师古；第四代，刘伯庄、秦氏兄弟、刘讷言。

刘知几在《史通》中称赞《汉书》巳被遵为修史法式。他还概述学者尊奉《汉书》的情况：“始自汉末，迄乎陈世，为其注解者凡25家，至于专门受业，遂与《五经》相亚。”按他统计注家有25人，比《汉书叙例还多2人，并且推崇《汉书》的地位仅次于儒家《五经》。在当时，连《史记》的研究专家也慨叹《汉书》普遍受到宗仰。《史记索隐》的作者、唐代学者司马贞对比说：“《史记》汉晋名贤未知见重”；“《汉书》后迁而述，所以条流更明，是兼采众贤，群理皆备，故其旨富，其词文，是以近代诸贤共行钻仰。”可见晋唐时期，《汉书》的受推崇远远超过《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