嫪毐被“夷三族”的时间在当年九月，这个处刑时间应该就是嫪毐被追斩之后，拉回咸阳当众车裂的时间，问题是，叛乱的时间是秦王政九年四月，5个月后，嫪毐才被捕杀？

这是谜团之一，第二个谜团是，在政变发生时，秦王政在哪儿，嫪毐又在哪儿？

按照记载，嫪毐应该常伴帝太后左右，也就是常住雍城，而他的叛乱对象，也就是秦王政，在行冠礼时，也来到了雍城，他矫玺发兵进攻的目标也在雍城蕲年宫。

然而，战斗却发生在“咸阳”、“咸阳宫”。

第三个谜团是，政变发生时，秦国政坛的风云人物们，都在干什么？

从结果反过来看，这次叛乱，对于秦国的打击绝对不小，权倾朝野的长信侯嫪毐被断四肢，秦王的母亲被迁往雍城别居，包括卫尉、内史、佐弋、中大夫令在内的二十人被斩首，并车裂族灭，大批秦国人被株连：及其舍人，轻者为鬼薪。及夺爵迁蜀四千馀家，家房陵。月寒冻，有死者。

之前有一千多人求做嫪毐的家臣，其中罪行重的已经被杀掉，轻罪的被罚为鬼薪，被牵连夺爵并流放蜀地的有4000多家，被安置在房陵，在今天的湖北房县，天寒地冻，有被冻死的。（此时为农历九月之后，确有可能）

一个月后的秦王政十年十月（秦以十月为岁首），《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相国吕不韦坐嫪毐免。桓齮为将军。

秦国人再也不用费心纠结“与吕氏”还是“与嫪氏”了，已经连窝端了，过往，很多人从秦始皇无法接受母亲对生父秦庄襄王的背叛，所以产生了“反绿帽”报复心理，才施加了诸多残忍的刑罚，然而，如果我们看看西汉末年人刘向在《说苑》记录的齐人茅焦的劝谏，就会发现，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下令曰：‘以太后事谏者，戮而杀之，蒺藜其脊。’谏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乃上说曰：‘齐客茅焦，原以太后事谏。’皇帝曰：‘走告若，不见阙下积死人耶？’使者问焦。焦曰：‘陛下车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扑两弟，有不慈之名；迁母咸阳，有不孝之行；蒺藜谏士，有桀纣之治。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王乃自迎太后归咸阳，立茅焦为傅，又爵之上卿。”

这段记载，是比较典型的纵横家故事，所以，司马迁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只采信了其中一部分：齐人茅焦说秦王曰：“秦方以天下为事，而大王有迁母太后之名，恐诸侯闻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阳，复居甘泉宫。

这也说明司马迁所依据的《秦纪》，也就是秦国的官方记录里，是有茅焦劝谏的内容的，所以他记录了这一小段，但是，《说苑》中真正关键的，却是这句：焦曰：“陛下车裂假父，有嫉妒之心；囊扑两弟，有不慈之名；迁母咸阳，有不孝之行；蒺藜谏士，有桀纣之治。天下闻之，尽瓦解，无向秦者。”

车裂“假父”，是为嫉妒，杀死异父弟弟，是不慈，迁母别居，是不孝，杀死劝谏的人，比拟桀纣……

也就是说，在当时的天下人眼中，包括魏王君臣、齐国人茅焦，甚至秦国本国人，对于嫪毐与帝太后的私通、生子，都认为是“可以理解的”，反倒是秦始皇的反应，在当时人看来是“反伦理的”、“败德的”……

事实上，如果我们结合秦国宣太后的先例，就会发现，这种情况并不匪夷所思，因为宣太后的执政帮手，就是一个同母异父的弟弟魏冉，和一个同父同母的弟弟芈戎，而她本人，又在宫中与义渠王生活多年，最终诱杀之，而秦昭襄王对于其母与义渠王的事儿，心知肚明，见《史记·范睢蔡泽列传》：谢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会义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请太后；今义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

这是上溯， 下延到西汉，汉武帝母亲王皇后在进宫前生女，汉武帝亲自找回同母异父的姐姐，见《汉书·外戚传》：因赐汤沐邑，号修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诸侯，男号修成子仲。以太后故，横于京师。

“以太后故，横于京师”，已经说明了在王公贵族的眼中，同母异父的姐姐，一样有亲贵的资格，另一个例子则更为人们所熟知，就是卫青与卫子夫，卫青与卫子夫就是同母异父，一样是“亲姐弟”。

所以，用后世的“贞洁观”看待战国秦汉，根本是刻舟求剑，况且，刘向本人就是西汉末年的大儒，他在取舍记录的时候，肯定也要考虑是否合乎情理的问题，如果说，茅焦的劝谏在他看来，纯属胡说八道，记录下来，不是打自己的脸吗？

当然， 我们看秦始皇的诸多刻石，也能感受到他对“德化”的痴迷，可能他就是一个有强烈性道德洁癖的中二青年，这种可能性我们不能否定，但是，从他欣然接受了茅焦的劝谏，接回了母亲到甘泉宫居住，他的愤怒绝对是有作秀成分的。

而支撑着他把这场秀贯彻到底的事实基础，只能是嫪毐的叛乱，曾经严重威胁他的人身安全，让他可以有足够的理由借题发挥，把上至相国，下至4000家“有爵者”狠狠整治一遍。

基于这种纯政治性的认识，我们复盘一下嫪毐叛乱，上述的三个谜团，或许就能够解开了。

（1）秦王政于四年四月宿于雍城，直到乙酉日，完成冠礼。此时，嫪毐知道已被告发，紧急谋反，用王太后玺和假的秦王玺，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公、舍人进攻秦王所在的雍城蕲年宫。

（2）“王知之。”但是没有说明，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知道的，而史书并未记载在蕲年宫发生战斗，说明，秦王政很可能在嫪毐调动军队时，已经知道了阴谋，所以，赶回了咸阳，避开了嫪毐的进攻。

（3）卫尉、内史、佐弋、中大夫令事后被车裂族灭，说明他们都参与了叛乱，而卫尉掌卫卒，内史掌除长安之外的各县县卒，中大夫令掌官骑，佐弋掌材官（根据详情后述），等于是嫪毐调动的军队，全部按照嫪毐的矫诏出动了，或者本就是他的党羽。

（4）秦王政赶回咸阳宫后，咸阳的正规防卫力量已经几乎被嫪毐调空，仍然有兵，且没有事后被杀的禁卫官职为，郎中令、中尉、卫将军（《二年律令》中有，秦是否有存疑），其所拥有的兵员，就是秦王政身边的“郎宦者”，也就是郎官与宦者及一部分“中尉卒”，也就是咸阳城的治安兵。（根据详情后述）

（5）嫪毐同样快速赶回了咸阳，调动舍人、党羽进攻咸阳宫，“战于咸阳宫”，也因此，秦王政一方才有“及宦者皆在战中，亦拜爵一级”，宦官阉人都上了前线了，可见形势之危急，不过，秦王政已下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平叛。

（6）得到秦王政的合法程序批准，相国与昌平君、昌文君就可以走法定程序发咸阳卒平叛，否则按照《擅兴律》随意发兵是要受重惩的，也就是说，无诏的情况下，吕不韦等人必有一定时间的“救驾来迟”，甚至是“作壁上观”。

（7）嫪毐叛军被击溃，“斩首数百”，嫪毐逃走，秦王政下令全国重金悬赏，一直到5个月后，才在好畤县斩获。需要注意的是，与嫪毐一同被车裂族灭的只有二十家，而他的舍人就有千余，斩首数百，其余轻罪为“鬼薪”，那么，被流放房陵的四千多家，就不是嫪毐的舍人，而应该是被动参与叛乱，甚至是藏匿、帮助嫪毐逃跑的秦人。

（8）从四月到九月，秦王政终于清洗完了秦国上下，尤其是咸阳城兵权的大工程，任命桓齮为将军，最终向“仲父”吕不韦摊牌，将他赶下相位。

这场政变，秦王政“终成最大赢家”。

如果我们综合回顾一下上面的种种记载，就会发现，嫪毐的叛乱发生在秦王政行冠礼的九年四月乙酉毫不奇怪，这个时间节点，实质上是帝太后“还政”与否的deadline，事实上，嫪毐是否是“真宦者”，还是自称秦王“假父”，只是两个“理由”，这个理由根本不具备影响决策的决定性效力。

真正的矛盾点在于，秦王政不希望成为傀儡，无论是帝太后，还是吕不韦，都不可以摆布他。

如果秦王政可以容忍宣太后与秦昭襄王的政治关系，那么，即使按照这个时代的生活伦理，帝太后和嫪毐的“奸情”，并没有什么不可容忍的，恰恰相反，他的“报复行为”，在时人看来，才是“逆伦”。

如果秦王政可以容忍“君相共治”，由吕不韦主持外朝，自己垂拱而治，那么，他事后对于吕不韦的追究和处置也完全不会发生，正如秦昭襄王对范睢的宽宥一样，“坐嫪毐”，肯定是可以免除的。

说到底，这是一次“假借政变”的“政变”，目的只是为了将帝太后和吕不韦的势力连根拔起，彻底掌握秦国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