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说作家二月河先生的逝世，引来对他和他的作品的热议，分歧颇大。赞誉者谓之“泰斗”，说他的小说读懂的不多，一般人达不到他的高度；贬损者之语，我不忍复述。

不管怎么说，二月河先生写历史小说是严肃的、认真的，他下了苦功夫，写得也很好看，因此受到读者欢迎，甚至影响了许多人对清史的认知。从这个角度说，二月河先生是成功的历史小说作家。人们感谢他的辛勤付出，感怀长夜灯下如饥似渴地阅读他的历史小说的岁月，都是很自然的，也是发自真诚。

批评者指出，二月河先生的帝王系列所传达的历史观、价值观有负面作用。我认为，基于二月河先生作品的广泛传播和影响，批评家指出这一点，是有益的。但是，一些人上升到政治高度、人身攻击的程度，就是苛责了，是不妥当的。

我不认为二月河先生像有的批评者说的那样，是“迎合”抑或更甚。以二月河先生的经历，与其像有的人说的他是“站在丹墀看帝王”，不如说他就是大众中的一员，他是以大众的心态书写他所渴盼的帝王的。换言之，二月河先生是按照自己的认知、发自真诚来写作的。这与抱着某种目的的刻意迎合是两回事，不应该受到苛责。

历史小说作家要以某个历史人物为主人公进行创作，一般说，他对这个历史人物是总体认可的；写作过程中，由于真情投入，对主人公不可避免地生出理解、同情甚至喜爱，不忍伤害之，于是有意无意回避了主人公的某些劣性恶行，也不必提高到政治高度来抨击。我因为创作历史小说《大明首相》的缘故，感同身受，对此多了几分理解。

半个月前，我去拜访历史小说评论家马振方先生，谈到历史小说的创作，马先生就特意提醒，写历史小说，要吸取“帝王系列”的教训，要传达可贵的历史精神，历史观、价值观要经得起检验。我在写作《大明首相》时，时刻提醒自己的，也正是这一点。

二月河先生走了，人们怀念他。这怀念的情愫，是表达给先生个人的，也是表达给那个以读书为乐的时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