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说天地之所以能够长久存在，是因为其“不自生”，“故能长生”。 天地自然而生，不为万物，不为人。天地的“不自生”，正是天地极其自私的道理。南怀瑾先生说，天地的“极私”，其实也是天地的“至公”。

从万物个体的小生命来看，生死仿佛极为不幸之事，但从天地长生的本位来说，生生死死，只是万物表层的变相。万物与天地本来便是一个同体的生命，万物的生死只是表层现象的两头，天地能生能死的功能，并没有随生死的变相而消灭，它本来便是一个整体的大我，无形无相，生而不生，真若永恒似的存在着。得道的圣人如果能够效法天地的法则立身处世，去掉自我人为的自私，把自己假象的身心摆在最后，把自我人为的身心，看成是外物一样，便真正摒却了私心。只要奋不顾身，为义所当为的需要而努力去做。那么，虽然看来是把自身的利益置于最后，其实恰好是一路领先，光耀千古，看来虽然是外忘此身而不顾自己，其实是做出了一个身存天下的最好安排。“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岂不是因为他毫无私心的表现，而完成了他真正整体的大私吗？

有一位得道高僧，总是穿得整整齐齐，拿着医疗箱，到最脏乱、贫困的地方，为那里的病人洗脓、换药，然后脏兮兮地回山门。他也总是亲自去化缘，但是左手化来的钱，右手就救助了可怜人。他很少待在禅院，禅院也不曾扩建，但是他的信众愈来愈多，大家跟着他上山、下海，到最偏远的山村和渔港。他说：“我的师父还在世的时候，曾教导我什么叫完美，其实，完美就是求这世界完美；师父也告诉我什么是洁癖，洁癖就是帮助每个不洁的人，使他洁净；师父还点化我，什么是化缘，化缘就是使人们的手能牵手，彼此帮助，使众生结善缘。”最后，高僧说：“至于什么是禅院，禅院不见得要在山林，而应该在人间。南北西东，皆是我弘法的所在；天地之间，就是我的禅院。”

依据这种观点，公而忘私故能成其私便成为千古颠扑不破的无上法则。只身存天下，将己身与天下融为一体，是对自身最好的安排。

北宋范仲淹曾挥毫撰写了千古传诵的《岳阳楼记》，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情感不轻易地随景而迁。升官发财之日，不会得意忘形；遭厄受穷之时，也不致愁眉不展。身居高职，能为民解忧；一旦流离江湖，依旧心系万民。在位也忧，离职也忧。如要问：“似这般无日不忧，几时才是一乐？ ”只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概括了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为人准则，是他忧国忧民思想的高度概括。

从青年时代开始，范仲淹就立志做一个有益于天下的人。为官数十载，他在朝廷犯颜直谏，不怕因此获罪。他发动了庆历新政，这一政治改革，触及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各个方面，虽然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改革失败，但范仲淹主持的这次新政却开创了北宋士大夫议政的风气，传播了改革思想，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他在地方上每到一地，兴修水利、培养人才、保土安民，政绩斐然，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在生活上，他治家严谨，十分俭朴，平时居家不吃两样荤菜，妻子儿女的衣食只求温饱，一直到晚年，都没建造一座像样的宅第，然而他喜欢将自己的钱财送给别人，待人亲热敦厚，乐于义助他人，当时的贤士，很多是在他的指导和荐拔下成长起来的。即使是乡野和街巷的平民百姓，也都能叫出他的名字。在他离任时，百姓常常拦住传旨使臣的路，要求朝廷让范仲淹继续留任。

文正公死后，朝野上下一致哀痛，甚至西夏甘、凉等地的各少数民族人民，都成百成千地聚众举哀，连日斋戒。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老百姓纷纷为他建祠画像，数百族人来到祠堂，像死去父亲一样痛哭哀悼。

许多大公无私之人表面上看似因为无私而失去了许多，殊不知，他们为此得到的却更为丰裕。如果推开历史，走进生活之中，你同样会发现，如果不将自己局限在一个狭小自私的位置，获得的将会更多。正如冰心的一首小诗：“墙角的花，当你孤芳自赏的时候，天地便小了。”

至公便是至私，从另一个角度看，好比两个结伴登山的人，突然遇到寒冷的天气，加上饥饿、疲惫，使得其中一人不支倒地。另外一人虽然也累得难以支持，但是为了救自己的朋友，拼全力终于把朋友背下了山。而也正因为他背负一个人，使自己充分运动，才免于被冻死。如果助人者当时没有救人之心，只一味顾及一己私利，最终二人都可能难逃冻死的厄运，细想，正是这大公无私的举动拯救了自己。

在人生的大道上，总会遇到许多公与私之间的艰难抉择，但我们或许不知道，生命的旅程中，有时救了别人，恰恰也是自我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