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登纳拥有难以抵挡的个人魅力，并有着坚强的意志和充沛的精力

阿登纳作为一个政治家有其难以抵挡的个人魅力。他身高1.88米，面容冷峻，不露声色，有着坚强的意志和充沛的精力，喜欢面对各种挑战。1917年阿登纳任市长时曾遇到车祸，造成了“颧骨和鼻梁断裂，下颚骨粉碎，牙齿脱落，上嘴唇裂开”的重伤，脸上都是血，但他仍顽强地从破损的汽车里爬了出来，镇静地向医院走去。而受伤比他轻的司机却是被担架抬走的。他不知疲倦，80多岁高龄时仍像一个年轻人一样忘我地工作着。他说一位最优秀的政治家是一位“能够坐得比别人更长的人”，如有必要，他愿意把会议一直拖到深夜，耐心地坐着，直到昏昏欲睡的对手们同意他的观点为止。当尼克松对他说竞选是一种折磨时，他回答说：“我喜欢竞选，我喜欢能为我所信仰的事业去奋斗，与爱非议的人去辩论，去还击他们。”

阿登纳善于思考，了解他的人说他“仿佛是下棋大师，总比对手多想两步”。1963年在联邦议院的一次会议上，一位曾反对他的人站起来对他说，他设法使联邦德国加人北约现在来看是对的。阿登纳冷冷地回答说：“你我之间的差别，就在于我是事前正确。”他机智过人，语言犀利，反应敏捷。有一次与赫鲁晓夫谈判，赫鲁晓夫针对阿登纳的一项建议说：“在我同意你这项建议前，我首先看到你在地狱里。”阿登纳是这样反击的：“如果你看到我在地狱里，那只是因为你比我先到地狱！”还有一次，一些人指责他在某个问题上前后态度不一致，他回答说：“先生们，谁也不能阻止我一天天变得聪明起来。”在与对手交锋时他能迅速发现对方的弱点并把武器刺进去。1955年访苏时，赫鲁晓夫历数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苏联犯下的暴行，企图在气势上压倒阿登纳。阿登纳当即指出，许多德国人反对这场战争，他自己就两次被纳粹投入监狱，并提到了1939年莫洛托夫一里宾特洛甫条约。赫鲁晓夫立刻做了让步，缓和了气氛。有时阿登纳并不针锋相对，而是巧妙地争取对方的支持。1926年他要在莱茵河上建一座吊桥，但市议会的大多数人却想建一座拱桥。他找到共产党议员，告诉他们架设吊桥会像列宁格勒的吊桥一样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美。实际上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列宁格勒吊桥，但他了解共产党人对革命俄国的热情。结果他得到了他想要的吊桥。

在阿登纳严肃的外表之下，隐藏着他特有的幽默感。他习惯于把他的幽默服务于某种政治目的，经常用令人愉快的玩笑使一场沉闷的讨论活跃起来。有一次，阿登纳与尼克松及苏联外长葛罗米柯站在一起，尼克松对阿登纳说葛罗米柯和我长得很像，阿登纳笑着说：“很对，为此我有一个打破日内瓦僵局的建议，你坐上葛罗米柯的飞机回到日内瓦去，让葛罗米柯留下来做副总统。”这话使郁郁寡欢的葛罗米柯也乐了。1917年科隆市议会有意让阿登纳出任市长，但阿登纳恰因车祸受伤住院治疗。市议会便派人前去探望，看他是否震坏了脑子。阿登纳告诉他们说：“我的头部只是外表有点不大对头。”来人大笑，他顺利通过了考察。

阿登纳是一位忠实于家庭的人。他的生活两次遭到极其不幸的打击。第一个妻子久病之后于1916年死于科隆，在她死前的几个月里，阿登纳每天中午和晚上都坐在她的床边，同她谈天，给她朗读，直至她入睡。1948年，他的第二个妻子古西又患白血病去世。从此阿登纳没有再娶，而是自己抚育着七个孩子，出访时常携一个或几个同行。他对孩子的严格要求是有名的，孩子的学业都必须在良好以上，哪怕只有一门及格他都会不高兴。他平时注意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不抽烟，不喝酒，衣着朴素，一生中从来没有自己的汽车，非因公外出总是乘电车或步行，当科隆市长时每隔一段时间就叫人给自己和孩子每人剃个光头，并说“剃光头既卫生，又便宜”。孩子们很少吃零食和进电影院，花零用钱要向他报账，带孩子们外出旅游都是吃自备的干粮。他教孩子们种花，耐心回答孩子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不让孩子们养成叫人服侍的坏习惯。他是公认的好丈夫和好父亲。

从20世纪30年代躲避纳粹时起，严重的失眠症就伴随着阿登纳。他每天早晨6时准时起床，独自一人坐在阳台上或花园里，细听鸟叫，眺望初升的太阳洒在艾菲尔山顶上的光芒，他说这样可以弥补失眠的损失。他总是在9时50分离开家门，穿过他的丁香和木兰花灌木丛，高兴地同记者、警卫和园丁们打着招呼，然后登上他坐的汽车，10分钟后到达他在波恩的办公室。邻居们甚至可以根据他准确的早晨常规活动来校对他们的时钟。他举止文雅，彬彬有礼，和蔼对人。不论谁上总统府去见他，敲门进去，他都主动站起来打招呼，握手问好。他一生有着多方面的爱好：自然科学和技术、艺术史、抒情诗、侦探小说、古典音乐、民歌、意大利草地滚木球、动植物等。吟诵诗句是他解除工作疲劳的独特方式，晚年时还能背诵童年学过的民间诗歌。当他度假时，总是随身带着大量的古典音乐唱片，其中他最喜欢的是舒伯特、海顿、贝多芬、维瓦尔迪和莫扎特的作品。他早年醉心于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早在1904年就设计出一台“反应式蒸汽机”并申请专利，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明出一种掺大豆粉的香肠和一种玉米粉面包，20世纪30年代还发明了不易脱落的发夹、新式车身以及“电动杀虫器”、“改良式电动烘面包机”、“喷壶莲蓬头”等装置。他经常研究星球的运行规律，订阅《宇宙》杂志长达50年之久。对阿登纳来说，园艺是他晚年闲暇时最大的慰藉。他在住宅花园里栽培各种花木植物，布置各种园景，从中获得无穷的快乐。他热爱家乡莱茵区的葡萄酒，是葡萄酒的品尝家。他还是古代名画的鉴赏权威。华盛顿国立美术馆的负责人曾经以羡慕的口吻说，如果他必须寻找一名替换者的话，这个人就是阿登纳。

阿登纳最大的失误是80多岁高龄时本该从权力的巅峰退下来，但他却还在扩大自己的权力。他不服老，经常对人表白他戴眼镜是避免紫外线干扰，而不是帮助阅读。他每天午睡，却从不承认。有人问他午休睡得如何，他生气地说：“我没睡，我忙着呢！”有一次，几个朋友小心翼翼提出他终归要离职的问题，他说，“是的，我有可能在车祸中丧生。”

1959年9月，豪斯总统任期届满。阿登纳一开始曾希望自己辞去总理职务而改任总统，并试图通过对宪法中总统职权的强调提高总统的地位。但当他得知议会党团大多数人赞成副总统艾哈德而不是他属意的财政部长埃策尔继任总理时，他改变了初衷，决定留任总理，因为他认为艾哈德不会忠实执行他制定的外交政策。这一出尔反尔的做法损害了执政党内部的团结和他个人的政治威望，1961年柏林墙危机时他迟迟没有到西柏林去也引起了民众的不满。在19611年9月举行的大选中，基督教民主联盟丧失了它在联邦议院的绝对多数。阿登纳虽然侥幸蝉联总理职位，但不得不屈从于年轻一代政治家的压力，答应只干两年就下台。1963年10月18日傍晚，阿登纳终于怀着十分矛盾的心情告别总理府退休回家。他在离职演讲中坚定地表示，要“为德国人民贡献出我的力量，直至最后一息”。在最后几年岁月里，阿登纳仍担任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经常发表演说，出国访问，接见记者，与来访领导人会谈，在各种场合阐明自己的政治观点。他利用闲暇时间撰写4卷本的长篇回忆录，论述和总结了自己多年的政治生涯。1967年4月19日，阿登纳在勒恩多夫家中因患脑血栓去世，享年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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