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的今天，一个寒冷的冬天早晨，一代文坛大师钱钟书在京逝世，享年88岁。他曾在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论快乐一节中说：“人生虽然痛苦，却并不悲观，因为终抱着快乐的希望……”

一九四九年，北平被和平解放，吴晗已被中央任命为清华大学的邀请函，彼时，北平被和平解放，吴晗已被中央任命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和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他素知钱钟书学富五车，上任之后即刻邀请钱钟书夫妇前往清华大学执教。

重回清华园执教

对于吴晗的邀请，钱钟书欣然应允。不久后，夫妻两人携女北上，一同坐上了前往北平的火车。8月底，一家三口抵达北平，钱钟书和杨绛重新踏入了母校清华大学的校园。由于清华大学有规定，夫妻俩不能同时在清华大学担任教授，因此杨绛只能在清华大学中兼任教授，不算正式职工，关于这点小小的不公平，杨绛也不以为意。

清华大学不仅仅是两人的母校，他们的许多老同学老朋友也都在这里。当时的清华大学校长是叶企孙，文学院院长是吴晗，赵诏熊是外语系主任，都是两人的旧故，而北京城里又有沈从文、张兆和、梁思成等好友。重归这个交际圈，几乎不需要磨合与融入。

翻译《毛泽东选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中央宣传部打算将《毛泽东选集》翻译成英文，为此，中宣部特意成立了一个英文编译委员会，至于人员组成，英文讲得炉火纯青的钱钟书自然名列其中。然而，对于这桩差事，钱钟书心知肚明，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们专心学问，却并不是书呆子，自然明白政治的危险性。他甚至同杨绛说，这桩差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要能平平淡淡地过去就好。他心里再不愿意，却也无法将此回绝。

《毛泽东选集》出版之后，政府开始对知识分子进行改造。 在红色激流的席卷下，清华大学也失去了往日的宁静。它被改名为工科大学，文科部分被并入北京大学。钱钟书夫妇则被派往新成立的文学研究所，隶属北京大学。这个文学研究所的所长是著名的作家郑振铎先生，他还兼任古代文学研究组组长，他十分赏识钱钟书，甚至将钱钟书从外国文学研究组调到了古典文学研究组，自此之后，钱钟书再也没有回到外国文学研究组中去进行过他的工作。

气氛日益紧张，作为国内知名的学者，钱钟书夫妇自然无法避开这个主题。被批斗的日子里，钱钟书被剪了个十字头，杨绛则被剃成了阴阳头，看到这种情况，一向冷静的钱钟书终于无法冷静了，他像是困兽一样，不断地问妻子，到底该怎么办。这个世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究竟还要多久，它才会恢复原来的模样。她安抚他，终有一日，总会有那么一天的。红卫兵们甚至打算给钱钟书安上“轻蔑毛泽东著作”这样的罪名，只因为他曾翻译过《毛泽东选集》。为了自救，他们写了份小字报，交给有关人员，希望事情的真相被调查清楚。在两人的协力合作下，钱钟书才算是逃过了此劫，但杨绛却因此遭受了牵连，被拉出去游街示众了。

下放干校的那段时光

五七干校手绘图

杨绛写过本名叫《干校六记》的散文集，记叙了她同钱钟书两人在“文革”时期下放干校的生活，语气是平平。一九六九年，钱钟书被下放至五七干校。此时他已是五十九岁的年纪。，然而这位老人，却必须离开北京，前往外地接受改造。

五七干校在河南的罗山，钱钟书等人被安排睡在一间曾经当过改造营的营房里，没有床铺，没有被子，所有人都只得一个小小的草铺，条件艰苦得令人瞠目结舌。可幸好，不久后，杨绛也被下放到河南罗山附近，虽然不是在同一所干校，可夫妻俩总算是在同一个地方，就算是有照应也好一些，在这段黑暗时光中，幸好有彼此的温暖双手，他们才能相互支持着，直至天明。而《干校六记》出版后，曾有书评说：卑微是最好的隐身。

他们仨又能见面了

全家福合影

一九七二年三月，钱钟书与杨绛作为第二批放还人员，幸运的回到了北京，钱钟书和杨绛和女儿钱瑗住在一起的，直到文革结束后，他们终于迎来了幸福的生活。

钱钟书与杨绛的爱女钱瑗虽然不是著名作家，但也是一位优秀的学者，她是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 对于钱钟书这个家庭，杨绛在《我们仨》的书中有着这样的描述：“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女儿)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透过如此质朴的语言，让人感到这三口之家是如此知足。

“这段时期，钟书和我各随代表团出国访问过几次。钟书每和我分离，必详尽地记下所见所闻和思念之情。阿瑗回家后，我曾出国而他和阿瑗同在家，他也详尽地记下家中琐碎还加上阿瑗的评语附识。这种琐琐碎碎的事，我们称为“石子”，比作潮退潮落滞留海滩上的石子。我们偶然出门一天半天，或阿瑗出差十天八天，回家必带回大把小把的“石子”，相聚时搬出来观赏玩弄。”杨绛在《我们仨》中写到。

女儿钱媛寄给钱钟书的信札

女儿钱媛寄给钱钟书的信札

1997年，女儿钱瑗因患脊椎癌去世，1998年，钱钟书也因病去世。 2003年，杨绛《我们仨》出版问世，在文末她写道：“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我一个。”

女儿在病中写字不便 仍给父亲钱钟书写信

后来，杨绛在百岁感言中说：“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在105岁时，杨绛跨过了人生的边缘，也“回家”了，他们仨也许又能见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