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东大鹿岛上的毛文龙碑亭内设有石碑两块，分别立于天启六年和崇祯元年，其中崇祯元年所立之碑的正面铭刻着毛文龙的铮铮誓言：“指日恢复全辽，神色苞孕于此，吾侪赤心报国，忠义指据于此。”碑的背面，镌刻着毛文龙等众将士的官职和姓名。

此两碑的时间均是袁崇焕杀毛文龙前所立，至于，不是被杀后所立，还是当地百姓给立，有待考证。但是，关于毛文龙之死，历史上评判不一，大致有两种说法：

一、毛文龙犯有通敌之罪，落得凄惨下场罪有应得；

二、毛文龙作为国家的中流砥柱，却被袁崇焕诛杀，此举与秦桧害死岳飞有何区别？

且不说毛文龙所犯何事，单说他的死引发的历史争议，就足够证明事情远比表面复杂。如果，毛文龙真的属于罪有应得，后世绝对不会把焦点困于此事。

存疑背后，毛文龙究竟死因为何？

众所周知，毛文龙死于袁崇焕之手，罪名是“通敌”。然而，讽刺的是，不久后，袁崇焕被崇祯皇帝下令处死，给出的罪名同样是“通敌”。相比于毛文龙的死法，袁崇焕无疑要凄惨许多，凌迟之刑，遭受千刀万剐之痛，令人唏嘘。

根据朝廷给出的罪名，袁崇焕有两项违法指控，即“以谋款则斩帅”。所谓“谋款”，意思是暗地里私通后金势力，“斩帅”则是指诛杀毛文龙一事。无论是毛文龙之死也好，袁崇焕之死也罢，在后世看来，都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属于“连环冤案”。

袁崇焕斩毛文龙后，可说是为后金长驱南下解除了后顾之忧，三个月后就发生了后金兵临北京城下的“己巳之变”——后金约十万精兵绕道内蒙古，由喜峰口攻陷遵化，直迫明都北京。

当然，袁、毛二人终究要分出忠奸，这也是后世史学家争议的原因所在。毛文龙之死，到底是袁崇焕忠义锄奸，还是借此铲除异己呢？史学界争论数百年，至今未有准确说法。至于毛文龙为人如何？是否算为英雄，他到底是忠是奸，我们不妨通过其生平了解清楚。

毛文龙，字振南，浙江杭州人。他在幼年时期即失去父亲，寄养在舅舅沈光祚家里。沈光祚当时是山东布政司，靠着关系把毛文龙推荐给王化贞，练习作战游击。正是这个机会，改变了毛文龙日后的命运。

公元1621年，毛文龙率三千士兵，深夜孤军深入，成功突袭镇江，生擒镇江游击佟养真及其家眷。镇江一战，彻底打出毛文龙威名，整个辽地为之震动，周边的汤站、险山相继归附。就这样，毛文龙不费一兵一卒，实力迅速壮大，稍作整装后，再次挥军进攻后金控制地区。

之后，其陆续收回辽南地区诸镇，战功显赫。毛文龙所率的军队，所向披靡，势不可挡，一度令敌人闻风丧胆，有效扼制了后金西进步伐。公元1622年八月，樱桃涡、涡站等后金占据之地，皆被毛文龙部收复。

同年九月，毛文龙率军攻克满浦、昌城。十月，毛文龙军队与后金军队在凉马佃展开对战，战斗异常惨烈，双方皆付出了不小的伤亡。后金主力集中在西南地区，无法进行增援围剿，而毛文龙部粮草殆尽、兵员锐减，同样无力进攻，双方进入对峙状态。

胶着良久后，毛文龙担忧西南地区的后金主力会增援此处，到时他势必难以抵挡，恐将落得全军覆没的下场。尽管这种概率很小，但他不能冒无谓的风险，久拖生变的道理，毛文龙心知肚明。于是，他决定搅乱对峙后金的后方，派人潜入后金势力范围。

之后，他大肆“煽动”当地民众，使许多辽民弃金而去。

除此之外，毛文龙还命人在后方组织武装力量，袭扰后金军队。尽管规模不大，但却能有效分散后金注意力，挑动当地民众反金。公元1627年，按捺不住的后金军队进攻镇江，毛文龙部亡命海上，趁机攻占东江，并在皮岛建立军事根据地，招揽汉人加入， 势力再次壮大。

之后，朝廷把东江设镇，毛文龙因战功晋升为总兵，累加为左都督，是朝廷正一品武将。

通过各种现象可知，毛文龙虽然远离政治漩涡，独身待在海上，但是，朝廷内部的派系，显然并没有打算放过他。尤其是毛文龙提拔的王化贞，在战败后被弄成“阉党”，意味明显。孙承宗是帝王师，同时，亦为朝内大学士，他的态度是支持毛文龙。

但是，对于毛文龙与东林党之间的矛盾，孙承宗亦束手无策。

崇祯皇帝继位后，东林党大权在握，党羽密布朝中。在对魏忠贤集团的诛杀清剿中，身处海外的毛文龙似乎成了“漏网之鱼”。东林党借着亲近皇帝之便，时常对毛文龙进行诋毁、弹劾，可想而知，时间一久，形势必然对毛文龙不利。

毛文龙自然知晓这些，他多次上谏，自辩清白，称：“为病变万难弥息，臣命万难保全等事疏：臣受数十疏捏谤以来，心如死灰！”。由于性格原因，毛文龙并不受人待见，朝中能够帮他说话的大臣不多。况且，哪怕有人支持毛文龙，亦不敢主动言明，防止遭受东林党毒手。

透过种种迹象可知，毛文龙此劫在所难逃，如果他屡立战功，大臣们会不断弹劾达到目的。而如果他一旦战败，脑袋搬家则成定局。毛文龙内心明白，无论怎么做，下场都是相同的。

危机形势下，毛文龙若想保全自己，唯一的依仗就是手中的军队。只有军权在手，朝廷那些人绝不敢轻易动手。他所要做的，就是尽力减少军队伤亡，留作保命底牌。于是，毛文龙私下与后金联系，期望双方能够议和退兵，结束作战。

其实，这算是毛文龙的一点私心，但是，还达不到通敌的程度。皇太极收到这一请求后，表现出意味难明的态度，既无同意，也无拒绝，双方频繁持续着使者往来。

显然，对于这个请求，皇太极内心是有着顾虑的，但是，他又不能直接拒绝。须知，毛文龙部所占领的东江之地，是后金极为头疼的地方，倒不是战力不够，而是八旗子弟不习水战，无法与毛文龙部抗衡。另外，皇太极也希望借此拖住毛文龙，等待日后决断。

公元1628年，毛文龙派使者至沈阳，把请求议和的书信交由皇太极。皇太极表示欢迎，并派使者五人前往东江商讨议和之事。前往东江路途中，由于，后金使者不识路线，结果，误入至正在东江发放粮食的户部营帐内，被当场擒获。

此事传至沈阳，皇太极震怒，下令与毛文龙断绝来往。后金使者的被捕，令毛文龙心急如焚。

他担忧这些使者忍受不了言行逼供，说出他与后金议和之事，到时可就危险了。于是，毛文龙连夜携带重金，前往京师，通过贿赂官员，终于救回后金使者，但同时他也被告知，这些后金人不可离开明朝疆域。

一切处理完毕后，毛文龙立刻差人送信给皇太极，信中先是表达歉意，然后，希望能与后金重启议和之事。不过，皇太极态度明确，即要求后金使者安全归回，到时方可重谈议和。由此，议和之事陷入僵局。

在议和之事陷入困局时，另一边的袁崇焕则东山再起，第三次出关守边。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计划除掉毛文龙。在离京上任前，内阁大臣钱龙锡就曾询问袁崇焕有关“五年复辽”的策略，袁崇焕则表示应以东江开始。

钱龙锡觉得，东江属于毛文龙控制区域，未必会遵循“五年复辽”策略，袁崇焕对此却是淡然道：“如果毛文龙愿意为我们所用，那自然最好。如果不愿配合，就只有一杀了之。”可见，袁崇焕早已对毛文龙有了杀心，他无比清楚毛文龙的性格，绝不会受制于人。

因此，他只有一个选择，即除掉毛文龙。

毛文龙所控制的地区，属于辽东地区十分繁荣的贸易区域。这里地理位置优越，海上贸易发达，为周围各国主要的贸易通道。无论是走私还是货运，这里无疑是商人的最佳贸易之地。商品种类繁多，有朝鲜的参貂、明朝的粮食，不过最多的还是违禁品，如硫磺、炮硝、作战兵器等。

自与后金开战以来，明代即禁止国民与后金贸易往来。但在金钱驱动下，仍旧有不少商人铤而走险，把后金的特有产品贩卖至内地。由于，物以稀为贵，许多后金商品甚至炒到了黄金的价格，毛文龙从中嗅到了商机，专门组织人手入深山挖参，平价收购，最后，高价卖给内地商人，获利颇丰。

尽管如此，毛文龙却时常向朝廷哭穷。如：他手下有二十万军队，每年仅军饷就要耗费的数百万两白银。没有军饷，他也不会使用自己的钱财，而是向朝廷所要。乱世之下，朝廷也拿不出这么多饷银，不满之下，就派大臣来到东江查账。

这一查发现凑不够二十万人，最后朝廷只按十万人发放饷银。毛文龙自然不满，走私贩卖亦更加理直气壮，对外更是坚定自己拥有军队二十万人。再说袁崇焕，上任后立刻在经济上制衡毛文龙，如：禁止海运、不许私船出海的，严格盘查朝廷运往东江的物品，像粮饷、军械，都在检查之列。

袁崇焕的一系列措施，等同于断绝了毛文龙的经济命脉，他如何能够答应，就多次上谏皇帝，请求处置袁崇焕。由此，二人矛盾逐渐逐渐，到了最后，已然达到不可调解的地步。

在抗击后金、保家卫国上，毛文龙的功劳有目共睹，他的作战能力也是值得肯定。不过，抛去这些优点，毛文龙则是彻头彻尾的名利熏心者。他不仅生性狂妄，且贪图钱财，甚至，敢把主意动到朝廷头上，这种举动无异于引火自焚。

更令学者厌恶的是，毛文龙对战后金时，特意囤积物资，太高物价，横发国难财，这种无良品行，成为其难以抹去的污点。至于议和之事，许多史学家认为，这不过是毛文龙寻求自身利益的手段而已。

反观皇太极，并没有真正议和的打算，主要目的是为了拖住毛文龙，借以巩固后方。在历史上，毛文龙可以称之为枭雄，但是，却与英雄形象相差甚远。无论是个人品行，还是气节忠义，毛文龙都不具备，且这样的人若是引导不好，极容易成为祸患。

因此，袁崇焕才会决意将其诛杀。

世传，毛文龙有七封所谓的“通敌书信”，其中一封还发自于毛文龙死后，但被硬说成是毛文龙写的。其余数封中，有一封为汉文译成满文，满文又回译成汉文，应有很大出入。另有二封盖有“平辽大将军之印”印信，但毛文龙挂印实为“征虏前将军”，而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则挂平辽将军印，故有人推测可能是私章，但也未能拿出证据.

参考资料：

『《明熹宗实录》、《毛太保公传》、《毛文龙形象的历史建构》』